《周恩来纪念馆》

　　力平

　　1930年是党的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一年，周恩来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一次是纠正立三错误，使得党遭受很大损失的局势得以缓解；一次是六届三中全会后在王明哄闹、中央破产的情况下，维护了党的统一。这两次，周恩来都是对党有功的，使党度过了难关。从整个这一年看周恩来的品格，可以归结为：注重实际，与人为善，最后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一、注重实际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剩下的共产党人，擦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进行战斗，周恩来是一位重要领导者。经过两年艰苦工作，到1930年春，全国党员人数已超过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发展到十几个省内，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1930年，国内是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这年4月开始的中原大战，直打到11月。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混战的形势下，本来是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的。而且世界形势也有利于革命。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造成千百万工人失业和农民破产，引起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危机的恶果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身上，又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从国内、国际形势看，对党对革命都是很有利的。

　　可是，这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却发生了“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是同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的。1928年中共六大闭幕后，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所谓“第三时期”的观点，认为1928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到了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会上把反对右倾和反对“调和态度”当作各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任务。国际六大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这场斗争到1929年7月上旬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的第10次扩大会议发展到了顶点。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导致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的指导进一步“左”倾，这也和中国党内“左”倾错误的出现有重大关系。本来，中共六大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以致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而在共产国际“左”的指示影响下就更加发展和扩大了。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指出“在现在的环境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7月，共产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上进一步发展了“第三时期”的理论，号召“对资本主义进攻”、“武装保护苏联”、“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这次会议对中国的估计是革命“高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号召在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认为当时已到“革命高潮底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与此有直接关联的是：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后关系更加恶化，从8月开始，苏联军队同东北张学良的军队在中苏边境接连发生战斗，到10月冲突达到了高峰。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930年3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讲话说，中共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4月，米夫在《真理报》发表《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风暴》，号召中共“坚决的决斗”。5月31日又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反动派的危机和革命新高潮》，提出在工业中心城市酝酿政治大罢工。这些都可看出国际的精神。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当时不可能对他不发生一定的影响，这反映在他的一些文章、言词和起草的文件中。但是周恩来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是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因此一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在政治局中就同在国际影响下竭力要搞暴动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

　　1930年春，李立三提出要搞南京暴动，在中央会议上要军委进行讨论和部署。周恩来反对。李立三坚持。于是周恩来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进行分析研究，有曾中生、黄玠然等参加。南京的同志讲了军事工作、党的工作状况，大家认为暴动是困难的。最后，周恩来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主客观方面各种情况，认为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经中央同意，否决和制止了南京暴动。后来，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经说到：在过去政治局中，我同李立三是有争论的，我去年两次提出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定要反“左”倾；对革命高潮问题，我在江苏代表会上，在政治局中，都主张照共产国际的主张，中国现在已有革命高潮，但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

　　这种分歧，在现存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尽管十分简略，也能大致看出。如2月17日开的第76次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坚决决定”，“目前要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同时也要注意山东、满州工作的配合”，“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领导力量”。周恩来则强调这些地方工作的不足，说“江苏主要是农村不发展游击战争”、“武汉，农村要纠正地方主义，城市铁路、海员工作不够”，“满洲缺点，反帝束缚在反日的合法运动内，铁路工作不够，大连、抚顺工作没有。这样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武装暴动”。当时参加中央工作的李维汉也说过：“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问题就有争论。”

　　在周恩来的反对下，李立三盲目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未能实现。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周恩来走后，李立三才得于6月11日在中央会议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对中国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同国内李立三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认为“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周恩来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对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只说是“正在成熟中”。李立三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周恩来说“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还有他不平衡的特点”。李立三强调“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作斗争。周恩来则认为“党内右倾仍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同时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关门主义”。7月16日，周恩来在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大纲中也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主要是反右倾，但“伴着革命发展而产生也有‘左倾’盲动情绪与闭关主义”。6月12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周恩来则认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苏维埃的政权实现自广州公社后已成了半殖民地中国实际斗争的目标”，“要有决心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与临时中央政权”。

　　周恩来的认识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同李立三的争论是艰巨而复杂的，因为李立三“左”的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左”的错误。从上述共产国际几个领导人的言论，也可看到周恩来在莫斯科需要作何等巨大的努力，才能说服国际同意纠正立三“左”倾错误。他在国际政治委员会一直讲了三天，这还引起了国内李立三中央对他的不满。

　　周恩来介绍了国内情况，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错误。周恩来、瞿秋白参加了国际执委对6月11日决议的讨论，和国际执委共同拟定了7月23日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应该停发6月11日决议和停止武装暴动，但并没有说它是路线错误，而是肯定“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却犯了部分的错误”。共产国际在决议中只从正面阐述了国际执委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党既然已有代表来了，而且共同讨论了，就希望他们回去纠正。

　　共产国际这样的决定比较合理，因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之间实际上并无根本的分歧，而且恰恰相反，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形成的。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

　　二、与人为善

　　8月，周恩来、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精神，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当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央政治局对待周恩来是严酷的。他们在国内决定组织南京暴动，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另一方面指责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没有将中国革命速度和群众运动高潮的经济基础说明”。他们致电国际声明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一再要他“速归”。他们在中央会上提出：“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他们粗暴地对待周恩来，说是“过去没有抓紧恩来一切问题，这是我们的疏忽”，准备将周恩来调离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回国后，并不因为李立三犯了错误就对他简单粗暴地处理。他是与人为善的，从团结出发，从思想上说服教育，在工作上稳步纠正，采取同志式态度，对李立三不排斥，不要他靠边，而是一起讨论和改正。他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对形势的一致看法。在向忠发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帮助他起草了致共产国际的信，表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认识已经一致。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9月1日的信中，指出“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9月4日的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9月9日的信中指出：“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在9月4日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7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所以，李立三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努力下，在三中全会前已经开始纠正了。

　　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中所犯的错误认真地作了检查。他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勇于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有改正的决心，认识也是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仍让李立三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后，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周恩来为他写信向共产国际请求。共产国际不准，坚持要李立三到国际去作检讨。李立三去后，曾被国际单方面的开除了党籍。但是中共中央并未接受。后来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仍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东北，周恩来当时正主持国共谈判的工作，立即委派李立三参加了东北地区的三人小组。

　　三中全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7月23日决议的精神办事的，周恩来等贯彻执行得很正确。虽然三中全会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六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等犯了策略上冒险主义的错误，“左”倾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是同意这一认识的，远东局的同志在写给三中全会的信中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从中国共产党内说，何孟雄虽然仍有意见，但在是否路线问题这一点上，他10月9日给中央的意见书中表示自己过去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等在给中央的意见书中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认为立三错误只有“残余”了，“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是参加了三中全会的讨论的，对于报告和决议“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意的意见”。

　　周恩来、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决定，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端正了方向，形成团结合作的气氛。三中全会后，全党可以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左”倾错误的成果，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三、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就在错误已经纠正，局面已经扭转，工作正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的态度变了。

　　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对于李立三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内容，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认为“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必须“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提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样，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的一系列纠正立三错误的措施和三中全会，就处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确变成了错误，忠实贯彻国际的7月指示信反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周恩来曾说：7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6月11日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路线错误，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8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周恩来等的被责难，实在是极大的冤屈。

　　当时共产国际的矛头，主要对着瞿秋白。1930年春，瞿秋白还是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负部分责任，要中共中央在必要的限度内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同国际“商定新的成分”，并且说瞿秋白已走上了“与托派联盟的道路”，要撤消他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调回国内工作。共产国际并没有要瞿秋白回国后主持政治局工作的意图，但是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回国后由瞿秋白主持了三中全会，并在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共产国际所不能接受的。

　　共产国际10月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对周恩来仍是肯定的，说中国党“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然后说，要发挥一下的是，在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委员(这是一方面)和政治局其他几个委员及立三同志(这是另一方面)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两条路线底原则上的区别”。后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向国际主席团作的《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中，就不但批评李立三犯了“反共产国际”的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特别是点名批评了瞿秋白，说他“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采取“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12月间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发言的7名委员无例外地都指名批判了瞿秋白，还指责瞿秋白“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

　　正当中共中央受到国际的巨大压力时，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跳出来，更增加了周恩来等的困难。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在此之前，王盛荣、陈昌浩由莫斯科到达上海。他们知道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和中共中央的新看法，在还没有同中央接上关系时，先对王明等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有立三路线，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于是王明一变原先对三中全会的支持态度，认为时机已到，大有可为，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与中央对立，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王明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这本小册子，迳自在党内传阅扩散，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起了破坏统一、制造紊乱的作用，使党在白色恐怖下处于极危险的境地。王明自己曾说：“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他们传阅这一小册子，宣布“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即瞿秋白——引者注)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提出反调和主义的口号。王明等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

　　周恩来对于王明等人的吵闹，开始时不了解，以为王明是因为中央派他去苏区工作，他不愿去，故而掀起风波。不久，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到达，他才恍然大悟。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发言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同时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同意国际10月来信，但还是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抵制，批评他们先于中央知道10月来信的内容后，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调和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反对将三中全会与国际路线对立，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人超组织的活动”，并回顾说：“三中全会以后，大家也没有不同意见。”他批评王明等人过去虽和李立三有过争论，但借此扩大他们自己“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该的”，指出王明的有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还批评了王明拒绝党派他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等由于有共产国际米夫等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动并未停止。毛泽东后来曾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情况正是如此。共产国际要的并不是中央认识和改正“错误”，他们是要把瞿秋白、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四中全会，派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12月初，米夫到上海。他提出要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博古到团中央负责。他超越中共中央向王明面授机宜，并分别会见了一些人。他指责三中全会和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王明等也就抛弃了召开紧急会议的口号。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这是共产国际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最发展的时期。

　　由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哄闹捣乱，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党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他后来曾说过那时的情况已是中央破产，党内分裂，自己工作得焦头烂额，舌敝唇焦，当时的心情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

　　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表现在他和瞿秋白以大局为重，极力忍让，服从国际指示不再申辩。他们不再申辩，接受国际决定，不是为的个人保职保位，而是排除私心完全从党的利益出发的。他们的态度是：自己既已错误，就提议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

　　周恩来认为：自己在处理李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来一致执行国际路线”。米夫到上海后会见了王明等人，周恩来就荐引何孟雄等也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他也提了何孟雄。但米夫从王明宗派利益出发，都加以拒绝。

　　王明宗派成员之一曾经说到当时情况：王明“已打败了李立三，他被召回莫斯科接受指示。这时瞿秋白、周恩来等地位也削弱了”。“但这一形势助长了何孟雄和罗章龙集团控制中央委员会的野心”，“新的权力斗争又尖锐了起来。在当时在上海的米夫的指导下，反对何孟雄、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斗争同反对立三路线残余的斗争，几乎同时开展起来”。当然，这些话只是反映了他们的宗派看法，何孟雄当时是正确的，是个好同志，但从这些话中确道出了米夫极力排斥何孟雄等的原因。

　　对于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是要批评，但不是要他滚蛋。王明也就宣称：为的是实际工作便利和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是米夫、王明对周恩来的偏爱，而是党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正如四中全会上有的人发言所说：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周恩来辞职未获允准。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他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他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又表现为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当时，立三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党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又搞得党内一片混乱。由于王明等人上台，有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十分不满，自动离党了；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消极了。在此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内心充满苦闷，为了党而拼命苦干。有他在，由于他的威望，一些党员才认为党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党内。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自己处境艰难，他仍然发言指出：如果认为“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他极力保护尽可能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又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挽救陷入错误泥淖的同志，维护了党的统一和中央的安全。此后的历程，又是十分曲折和复杂的。

　　1930年早已逝去，但周恩来的注重实际、与人为善、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品格，我们在他的一生中却时常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等拉大旗作虎皮阴谋篡党夺权，竟同王明当年篡党夺权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相似之处。周恩来陈述自己当年“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也正是在1972年“文革”的曲折年代。抚牍沉思，实不是偶然的。

　　《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