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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中国最后一批蒸汽机车退役 摄影/王福春
侯万义（右）与孙子摄于1995年 供图/侯志军
侯家新三代：侯志军、侯砚然、侯亮 供图/侯志军
胡金龙是三棵树机务段第一面红旗
摄影（除署名外）/王福春
前日，铁道部传出消息，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将于10月1日前全部准备到位。
时速200公里的机车比起“吞云吐雾”的蒸汽机车不知快了多少，那“抡起了铁锤响叮当,我们的汗水往下淌”的时代也随着黑色火车头的退役，渐行渐远……
2005年末，蒸汽机车在中国内蒙古集通线宣告退役。那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最后的蒸汽机车。
那时起，便一直想能不能讲一个关于机车司机的故事。讲那些在大地上奔走、穿越艰险也穿越风景的里程，那曾经代表先进、技术与力量的尊荣的年代，那伴随着“老大哥”、“铁饭碗”词义变迁载沉载浮的岁月，还有，那些对逝去的不舍，那些对现实的无奈和随遇而安。
1月4日上午，哈尔滨寒雾迷离，与机车司机侯志军、侯亮父子同车去他们工作的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满地冰雪，行至门口，出租车刹车之际突然来了一个颇行云流水的甩尾，正在心中暗赞：冰城司机就是技艺不凡，随便谁便玩得出《头文字D》里那似乎很了不得的“漂移”。却听到26岁的侯亮下车跟父亲说：“刚才出租车侧滑了。”话音里紧张犹在。
我们眼中很审美的一些存在，在别人那里可能意味着最现实的求生，安危冷暖，甘苦成败。
侯家三代机车司机的故事，也是如此。
百年中国机车历史如烟黑色火车头悄然退场
爷爷侯万义
1924年生
一如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历史，侯家在哈尔滨的历史也从铁路开始。
1944年，侯志军的父亲侯万义来到哈尔滨谋生，最后在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找着一个干勤杂工的机会扎下根来。后来他在这里生养了6个孩子，跟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父辈一样，儿女们今天谁都不记得他出生的确切月日，只知道他生于1924年。
给日本人司机干勤杂
20岁，侯万义上蒸汽机车当了勤杂工。日据时期，机车上的重要岗位都是日本人，而烧火的司炉、副司机，这些“出大力”的岗位是中国人。侯万义曾经在多年后跟儿子说起他侍候过的这个日本司机，“那小日本特别讲究，手套雪白。蒸汽机车里边不都是黑色的嘛，很脏，刷着黑油，灰也大。开车，各行有各行的讲究，有他的‘范儿’，有个派头。开蒸汽机车那了不得啊，老百姓讲话‘这家伙真牛’。闸把子，蒸汽那个手柄，必须得给他擦得锃亮，上面但凡有点儿灰，‘啪’就一巴掌，特别讲究。干活就不说了，看你不顺眼，就是一脚，你给人家干活呢。也不好侍候。”
给日本人烧了一年火，“小日本没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光复。接下来是解放战争。侯万义当年的徒弟胡金龙而今已是68岁的老人，满头银发，说起侯万义，还是一口一个“我师傅”：“解放战争，这代人都去了，都当过运输兵，给解放军拉军火。那时候只要一看货票上贴着‘红三角’，就知道是军火车，机车司机开车要特别注意，起停都要特别稳。有时候从五常拉到哈尔滨，哈尔滨换火车头再拉到长春，也去别地儿。抗美援朝我师傅也去了，过江了，那些炮火他都经历过。他跟我们说过那儿炮火轰轰的，他说起现在老觉着特别满足，因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抗美援朝过江运军火
侯志军不知道父亲哪年当上的机车司机，但父亲抗美援朝这段儿他有印象。母亲、姑姑跟他说过，父亲去当志愿军那年生的他，所以生于1952年的他有了他这个名字———“志军”。“那时候家里有人参加抗美援朝，家门口会给挂一个像现在奖状那么似的牌子，就像原先家里有人参军了‘光荣军属’那么个意思。是木头牌，挺大的我记着，后来我在家找着了，那板儿父亲留着呢。写啥我忘了。父亲抗美援朝去了一年回来，还得了一个小奖章。然后就在段上跑车一直到退休。”
“我有时候也问过我父亲，父亲说‘提那事儿干啥，提那事儿没用’。高兴了说两句。唠这些嗑很少。”在侯志军的印象里，父亲中等个儿，严肃，“满脸阶级斗争”，不爱开玩笑，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爱打抱不平，特别直爽。脾气倔，老板个脸，笑脸不太多。“平时听父亲说他自己的事儿少，他不太爱吱声。”当机车司机的孩子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家姊妹6个加我爸我妈一共8口人，住平房，一屋一厨。大屋是13平方米多点儿，一进屋是厨房，完了进大屋。我们小时候上学，回家也没地方学习，我父亲要是晚上走班儿，白天在家睡觉的话我们都不敢进屋。夏天没事儿，我们都上外头蹓跶玩去了。那冬天天冷啊，没办法，就在那个八九平方米的小厨房呆着，你还不能吱声，你还不能说笑。你说笑把我父亲吵醒了吧，他不管你那个，出门就是一脚。我们都怕他。”
一天能刷三次牙干活戴着白手套
而在胡金龙眼里，是这个严厉父亲的另一面：“我1965、1966、1967年，给侯万义干过两年多司炉、副司机。我师傅不爱讲，苦衷吧都搁在内心里。他家那么多孩子，他非常节约，从来吃一个炒菜都没有。他们几个老司机，就自己弄点儿酱油，弄点咸菜，有时候一盒饭都舍不得吃，拿回去给孩子吃。平日里为了便宜3分钱买一斤鱼，走十几里地。我没看见我师傅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除了铁路制服，除了发的，没见他穿过别的。”
三棵树机务段多年流传一个顺口溜：“远看是捡破烂的，近看是要饭的，仔细看是机务段的。”但开蒸汽机车的侯万义，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干净利落人。“我师傅也好戴白手套，跟他干活儿，用来撮煤的铁锹都必须像码事儿，干干净净的。他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埋里埋汰的，衣服那么脏，衬衣老不洗。’有时候他把你的衣服搞到洗衣盆里，他不给洗，你出乘没有穿的，你就得洗。我跟他学，有时间一天要刷三次牙。饭盒、衣服里里外外都特别干净。吃饭剩饭粒、馒头吃一半扔一半，那都不行。”胡金龙至今感念跟侯万义“学了不少东西，后来我上哪车哪车都愿意要，跟师傅良好的基础分不开。”
儿子侯亮 1979年生
1976年，侯万义退休，为的是让在渤利县七台河北兴农场下乡了6年的儿子侯志军接班。
下乡返城接父亲的班上铁路
“铁道部原先有接班，文化大革命不是停了吗。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铁路又实行接班了，头一批，我父亲一看这机会难得啊。”侯志军在家排行第四，“那时候我家四个大的都下乡了。我大姐和我哥都结婚了，不让接。按理该我二姐。父母想着还是先把儿子解决了，就叫我接班回来。至少城里留一个。”
“一开始还不知道活儿好坏。就想回铁路吧，咋也比农村强。回来检查身体。有些有毛病的上工厂干别的了。我呢，身体没啥毛病，眼睛还可以。6月份上车，先练司炉，用那大板锹练投炭，忘了5分钟还是2分钟，280锹。练了两个多月，达到合格了，给你发那个证，上车吧。那时候缺人。”
24岁上侯志军如父所愿，上了机车，成为一名蒸汽机车司炉。那时候蒸汽机车是个让人多少还羡慕的职业，“新中国成立后蒸汽机车乘务员待遇挺高的，特别吃香，相对来讲挣得也挺多。我父亲挣最多的时候，他是一等司机，99元钱，加点儿乘务费，加点儿省煤钱，好的时候呢，像老百姓说：‘你看谁谁谁家，人家开支不打捆。’就是100元出头，那时候正经不错了。这主要是六几年到七几年，蒸汽机车属<
于特殊工种，所以相对他的待遇，档级就要高一点儿。”
侯志军上机务段之后才知道父亲在三棵树是如何的名头响亮，侯万义人称“标准侯”，开车起停平稳，对标精准。父亲博得大名那年侯志军还小，所以不知道当年那场著名的表演究竟何年何月。只知当日，铁道部组织操纵表演，父亲去了，机车上坐着考官，下边接送考官的小车在前头走，父亲开车跟着，就考司机下闸下得怎么样。小车往前走，停，父亲的车正好对着他那小车的车门停得分毫不差。下车后铁道部的人说：“这个好！标准！”那一刻当年的父亲是多么风神萧散、顾盼从容，侯志军无从想见了，他只知道，自此，“标准侯”名传千里铁道线。“飞车刘、标准侯、活速度表老聂头”，这是父亲那一代在那个劳动光荣的年代给这个机务段留下的传说。
1980年后火车司机就没有干客运的吃香了
侯志军做了3年司炉，1979年考副司机，1982年考上司机。到了侯志军们的时代，曾经被人羡慕“离地三尺活神仙”的机车司机工作，已经随着时代被人们更现实地考量。“等到上世纪80年以后就不行了。改革开放后，客运就吃香了。规章制度没卡得那么太紧，社会上物资流动性大了，倒这个倒那个，客运就吃香。人家有活钱，咱这就是死钱，啥也干不了。机车司机吧，就机车这一块儿，上班是你们仨人，下班也是你们仨人，与外人不接触。那时候干车厢的可以与旅客接触，再一个他们走的道儿也远，南边北边的物资都有相差，你当上列车员，捎点儿啥都挣钱。机务就没人来了，又脏又埋汰又熬夜又辛苦，挣得还不多。”
机车司机们亲身感受了与国家形势相关的命运沉浮：“五几年，机务段是老大；到六几年就维持了，不那么太吃香。七几年文化大革命。像我赶上这1980年以后，就不行了。”而且变化从他们手中的饭盒开始显现得如此直接：“原先是你这趟车可以上后边打饭去，一盒饭是一角五分，军用饭盒那样子，看见过吗，绿色的，半圆形，这么高，猪腰子饭盒。打这一次饭一角五分，挺便宜那时候，后来就两角五分，再后来就涨价了。社会发展了，物价也涨了。那时候家里边都这生活条件，从家带饭也没啥太好的。上车厢打饭呢，刚开始，他给你好吃的，肉啦、鱼啦、红肠啦、鸡蛋。后来，没这说儿了，饭菜最高是一元六角一盒，大豆腐，汤，没别的。好玩意儿人不给你，留着卖钱了。”
父亲侯志军 1952年生
1995年，侯志军的儿子侯亮中学毕业，考上了汽车公司父亲没让他去。
当完武警上司机学校
父亲用心良苦，纯为儿子生计考虑：“当时我一想，他个儿矮，这满大街都是汽车，而且现在都是汽车躲人哪有人躲汽车的？还是当兵去吧。当完兵能回机务段，整好了咱跑车去，整不好咱上工厂。好赖一月能给你开个四五百块钱，饿不着你。”
1998年侯亮当完兵回来想去上齐齐哈尔机车学校，“侯亮干上这行还挺费劲。他当兵回来分工种，当时工种还是比较好的，有钳工、有客运、有空调。找个关系托个人，人说‘你上空调吧，别干这活儿了’，侯亮说‘我爸喜欢，让我跑车。我也喜欢。’人家说：‘那行，那就圆你三代人的开车梦吧。’这才上的机车学校。”
今年27岁的侯亮已经当了父亲，可是眼神清亮，看上去还像一个少年，他对当机车司机有更本能得多的喜爱：“感觉挺神气，往那儿一坐，后边好几千人你拉着。长大以后喜欢看铁道线，因为它可以带你到远处，想去哪儿去哪儿。”
内燃机车年代人富余了竞争激烈
侯志军庆幸儿子赶上了内燃机车的时代：“我1983年上的内燃机车。蒸汽换内燃也没什么可惜的，高兴还来不及呢。烧火真遭罪，时间长了，老人都有风湿，这是职业病。蒸汽改内燃对于好多老司机是一个生活中挺大的变动。最早东方红三型机车，那外表瞅着跟玻璃的似的，一看‘这玩意儿这么复杂，咱能干得了吗？’那里边有学问在，有文化才行。这玩意儿好。起码的，不撇大板锹了，不烧火，火不烤咱们了，也干净了。后来有空调。车里有电炉子，烧水。我是2005年4月份下来的，岁数大眼睛跟不上了，不让干了。现在科学发达了，机车弄自动监控装置，机车速度监控了。也得盯着，也得熬夜。但现在这活儿就是出俩眼睛，只要眼睛不闭上，这活就好干。”<
但他也忧心侯亮要面临的竞争：“现在侯亮是副司机。竞争上岗特别厉害。社会发展了，科学越发展，人就越剩余，人剩余多了，没啥事儿干，领导没办法，让你轮岗，竞争上岗，考试，谁答得好、谁表现好，谁上。不行你就下去。上个月下去60多个人，副司机，岁数大了。你想干这活儿也不让你干了，年轻的往上顶。他们这活儿较我们那时候难干多了。他现在一月一般来讲开一千五六百块钱。在工人来讲，在哈尔滨还算可以。”
2002年23岁的侯亮在机务段考副司机的时候，爷爷当年的徒弟、当时64岁的胡金龙是他的考官，“第一次没考过，侯亮掉眼泪。我跟他说，我要是不严格就对不起你爸、你爷爷。”生于1938年的胡金龙1974年开始当机车司机，1979年，他是三棵树机务段第一个上内燃机车的司机，后来当内燃机车队长。再后来因为他又能讲蒸汽机又能讲内燃机，而且实践经验丰富，1984年正式下令，是三棵树机务段被提升当教育老师的第一人。哈尔滨铁路局21个机务段，只要蒸汽机换内燃机，他都去给讲课。
而今，68岁的胡金龙在段里主管教具室，铁道部系统，三棵树机务段的实务教具室首屈一指。他给记者演示他一手精心建立起来那一套内燃机教具，他在扳动那些按钮时口中呼喝有声，隆隆机器运转声中，俨然像一个迎风出海的船长。“现在立在机务段一进门那地方的五面红旗，第一面大旗就是我扛的。”胡金龙仅仅初中文化的程度，却历经蒸汽机车、内燃机车时代不落伍，而且还能在这方面传道授业，他那种产业工人的自豪感始终如一：“一浪推一浪，伴随动力革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这么起落。过去找对象，女孩子要找个机车乘务员，那是三代荣耀。后来谁嫁啊，抛家舍业的，什么也指不上。但现在铁路慢慢地又被人看成‘铁饭碗’了。一会儿你出大门就能看见布告，段里平均工资每人涨一百七。这在其他企业你根本想都不敢想。”
侯家有了第四代火车头还会走进他的生活吗
“其实咱也没寻思啥三代人开车，就是觉得把这摊活儿干好了，别出啥事儿，维持生活问题不大。”机车司机的现实。
机车司机眼中心中也有浪漫，侯志军说：“我跑哈尔滨到佳木斯，一路森林、小河，开春往山里边去，早晨三四点、四五点钟，空气是最好的，清香味。春天丁香花，白的紫的，开的时候一天一个样。森林的颜色，一天一变，绿了黄了，花开了花落了。冬天，窗外边飘着雪花特别美，好看。有时候跑车进山里边，能看见狍子。那狍子在线路上站着，瞅着你。”侯亮跑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道两旁都是草甸，天地开阔，秋天看着天上大雁飞。”
而今，侯家已经有了第四代，侯亮的儿子，那个眼神晶亮的小小子有个诗书儒雅的名字———砚然。砚然8个月了，他的年轻父亲好像很有兴趣，再过几个月砚然周岁的时候要给他“抓周”。不知道那一天，他们会不会在那孩子身边，给他放上一个火车头。
背景链接<
中国铁路最后的27辆蒸汽机车于2005年12月9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集通铁路线全部退出运营。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集通铁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条以蒸汽机车作为牵引动力的铁路正线。
在人们的心目中，气势磅礴的蒸汽机车具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因为它曾以无比的巨力开启过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前日，铁道部传出消息，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将于10月1日前全部准备到位。
时速200公里的机车比起“吞云吐雾”的蒸汽机车不知快了多少，那“抡起了铁锤响叮当,我们的汗水往下淌”的时代也随着黑色火车头的退役，渐行渐远……
2005年末，蒸汽机车在中国内蒙古集通线宣告退役。那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最后的蒸汽机车。
那时起，便一直想能不能讲一个关于机车司机的故事。讲那些在大地上奔走、穿越艰险也穿越风景的里程，那曾经代表先进、技术与力量的尊荣的年代，那伴随着“老大哥”、“铁饭碗”词义变迁载沉载浮的岁月，还有，那些对逝去的不舍，那些对现实的无奈和随遇而安。
1月4日上午，哈尔滨寒雾迷离，与机车司机侯志军、侯亮父子同车去他们工作的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满地冰雪，行至门口，出租车刹车之际突然来了一个颇行云流水的甩尾，正在心中暗赞：冰城司机就是技艺不凡，随便谁便玩得出《头文字D》里那似乎很了不得的“漂移”。却听到26岁的侯亮下车跟父亲说：“刚才出租车侧滑了。”话音里紧张犹在。
我们眼中很审美的一些存在，在别人那里可能意味着最现实的求生，安危冷暖，甘苦成败。
侯家三代机车司机的故事，也是如此。
百年中国机车历史如烟黑色火车头悄然退场
爷爷侯万义
1924年生
一如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历史，侯家在哈尔滨的历史也从铁路开始。
1944年，侯志军的父亲侯万义来到哈尔滨谋生，最后在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找着一个干勤杂工的机会扎下根来。后来他在这里生养了6个孩子，跟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父辈一样，儿女们今天谁都不记得他出生的确切月日，只知道他生于1924年。
给日本人司机干勤杂
20岁，侯万义上蒸汽机车当了勤杂工。日据时期，机车上的重要岗位都是日本人，而烧火的司炉、副司机，这些“出大力”的岗位是中国人。侯万义曾经在多年后跟儿子说起他侍候过的这个日本司机，“那小日本特别讲究，手套雪白。蒸汽机车里边不都是黑色的嘛，很脏，刷着黑油，灰也大。开车，各行有各行的讲究，有他的‘范儿’，有个派头。开蒸汽机车那了不得啊，老百姓讲话‘这家伙真牛’。闸把子，蒸汽那个手柄，必须得给他擦得锃亮，上面但凡有点儿灰，‘啪’就一巴掌，特别讲究。干活就不说了，看你不顺眼，就是一脚，你给人家干活呢。也不好侍候。”
给日本人烧了一年火，“小日本没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光复。接下来是解放战争。侯万义当年的徒弟胡金龙而今已是68岁的老人，满头银发，说起侯万义，还是一口一个“我师傅”：“解放战争，这代人都去了，都当过运输兵，给解放军拉军火。那时候只要一看货票上贴着‘红三角’，就知道是军火车，机车司机开车要特别注意，起停都要特别稳。有时候从五常拉到哈尔滨，哈尔滨换火车头再拉到长春，也去别地儿。抗美援朝我师傅也去了，过江了，那些炮火他都经历过。他跟我们说过那儿炮火轰轰的，他说起现在老觉着特别满足，因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抗美援朝过江运军火
侯志军不知道父亲哪年当上的机车司机，但父亲抗美援朝这段儿他有印象。母亲、姑姑跟他说过，父亲去当志愿军那年生的他，所以生于1952年的他有了他这个名字———“志军”。“那时候家里有人参加抗美援朝，家门口会给挂一个像现在奖状那么似的牌子，就像原先家里有人参军了‘光荣军属’那么个意思。是木头牌，挺大的我记着，后来我在家找着了，那板儿父亲留着呢。写啥我忘了。父亲抗美援朝去了一年回来，还得了一个小奖章。然后就在段上跑车一直到退休。”
“我有时候也问过我父亲，父亲说‘提那事儿干啥，提那事儿没用’。高兴了说两句。唠这些嗑很少。”在侯志军的印象里，父亲中等个儿，严肃，“满脸阶级斗争”，不爱开玩笑，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爱打抱不平，特别直爽。脾气倔，老板个脸，笑脸不太多。“平时听父亲说他自己的事儿少，他不太爱吱声。”当机车司机的孩子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家姊妹6个加我爸我妈一共8口人，住平房，一屋一厨。大屋是13平方米多点儿，一进屋是厨房，完了进大屋。我们小时候上学，回家也没地方学习，我父亲要是晚上走班儿，白天在家睡觉的话我们都不敢进屋。夏天没事儿，我们都上外头蹓跶玩去了。那冬天天冷啊，没办法，就在那个八九平方米的小厨房呆着，你还不能吱声，你还不能说笑。你说笑把我父亲吵醒了吧，他不管你那个，出门就是一脚。我们都怕他。”
一天能刷三次牙干活戴着白手套
而在胡金龙眼里，是这个严厉父亲的另一面：“我1965、1966、1967年，给侯万义干过两年多司炉、副司机。我师傅不爱讲，苦衷吧都搁在内心里。他家那么多孩子，他非常节约，从来吃一个炒菜都没有。他们几个老司机，就自己弄点儿酱油，弄点咸菜，有时候一盒饭都舍不得吃，拿回去给孩子吃。平日里为了便宜3分钱买一斤鱼，走十几里地。我没看见我师傅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除了铁路制服，除了发的，没见他穿过别的。”
三棵树机务段多年流传一个顺口溜：“远看是捡破烂的，近看是要饭的，仔细看是机务段的。”但开蒸汽机车的侯万义，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干净利落人。“我师傅也好戴白手套，跟他干活儿，用来撮煤的铁锹都必须像码事儿，干干净净的。他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埋里埋汰的，衣服那么脏，衬衣老不洗。’有时候他把你的衣服搞到洗衣盆里，他不给洗，你出乘没有穿的，你就得洗。我跟他学，有时间一天要刷三次牙。饭盒、衣服里里外外都特别干净。吃饭剩饭粒、馒头吃一半扔一半，那都不行。”胡金龙至今感念跟侯万义“学了不少东西，后来我上哪车哪车都愿意要，跟师傅良好的基础分不开。”
儿子侯亮 1979年生
1976年，侯万义退休，为的是让在渤利县七台河北兴农场下乡了6年的儿子侯志军接班。
下乡返城接父亲的班上铁路
“铁道部原先有接班，文化大革命不是停了吗。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铁路又实行接班了，头一批，我父亲一看这机会难得啊。”侯志军在家排行第四，“那时候我家四个大的都下乡了。我大姐和我哥都结婚了，不让接。按理该我二姐。父母想着还是先把儿子解决了，就叫我接班回来。至少城里留一个。”
“一开始还不知道活儿好坏。就想回铁路吧，咋也比农村强。回来检查身体。有些有毛病的上工厂干别的了。我呢，身体没啥毛病，眼睛还可以。6月份上车，先练司炉，用那大板锹练投炭，忘了5分钟还是2分钟，280锹。练了两个多月，达到合格了，给你发那个证，上车吧。那时候缺人。”
24岁上侯志军如父所愿，上了机车，成为一名蒸汽机车司炉。那时候蒸汽机车是个让人多少还羡慕的职业，“新中国成立后蒸汽机车乘务员待遇挺高的，特别吃香，相对来讲挣得也挺多。我父亲挣最多的时候，他是一等司机，99元钱，加点儿乘务费，加点儿省煤钱，好的时候呢，像老百姓说：‘你看谁谁谁家，人家开支不打捆。’就是100元出头，那时候正经不错了。这主要是六几年到七几年，蒸汽机车属
于特殊工种，所以相对他的待遇，档级就要高一点儿。”
侯志军上机务段之后才知道父亲在三棵树是如何的名头响亮，侯万义人称“标准侯”，开车起停平稳，对标精准。父亲博得大名那年侯志军还小，所以不知道当年那场著名的表演究竟何年何月。只知当日，铁道部组织操纵表演，父亲去了，机车上坐着考官，下边接送考官的小车在前头走，父亲开车跟着，就考司机下闸下得怎么样。小车往前走，停，父亲的车正好对着他那小车的车门停得分毫不差。下车后铁道部的人说：“这个好！标准！”那一刻当年的父亲是多么风神萧散、顾盼从容，侯志军无从想见了，他只知道，自此，“标准侯”名传千里铁道线。“飞车刘、标准侯、活速度表老聂头”，这是父亲那一代在那个劳动光荣的年代给这个机务段留下的传说。
1980年后火车司机就没有干客运的吃香了
侯志军做了3年司炉，1979年考副司机，1982年考上司机。到了侯志军们的时代，曾经被人羡慕“离地三尺活神仙”的机车司机工作，已经随着时代被人们更现实地考量。“等到上世纪80年以后就不行了。改革开放后，客运就吃香了。规章制度没卡得那么太紧，社会上物资流动性大了，倒这个倒那个，客运就吃香。人家有活钱，咱这就是死钱，啥也干不了。机车司机吧，就机车这一块儿，上班是你们仨人，下班也是你们仨人，与外人不接触。那时候干车厢的可以与旅客接触，再一个他们走的道儿也远，南边北边的物资都有相差，你当上列车员，捎点儿啥都挣钱。机务就没人来了，又脏又埋汰又熬夜又辛苦，挣得还不多。”
机车司机们亲身感受了与国家形势相关的命运沉浮：“五几年，机务段是老大；到六几年就维持了，不那么太吃香。七几年文化大革命。像我赶上这1980年以后，就不行了。”而且变化从他们手中的饭盒开始显现得如此直接：“原先是你这趟车可以上后边打饭去，一盒饭是一角五分，军用饭盒那样子，看见过吗，绿色的，半圆形，这么高，猪腰子饭盒。打这一次饭一角五分，挺便宜那时候，后来就两角五分，再后来就涨价了。社会发展了，物价也涨了。那时候家里边都这生活条件，从家带饭也没啥太好的。上车厢打饭呢，刚开始，他给你好吃的，肉啦、鱼啦、红肠啦、鸡蛋。后来，没这说儿了，饭菜最高是一元六角一盒，大豆腐，汤，没别的。好玩意儿人不给你，留着卖钱了。”
父亲侯志军 1952年生
1995年，侯志军的儿子侯亮中学毕业，考上了汽车公司父亲没让他去。
当完武警上司机学校
父亲用心良苦，纯为儿子生计考虑：“当时我一想，他个儿矮，这满大街都是汽车，而且现在都是汽车躲人哪有人躲汽车的？还是当兵去吧。当完兵能回机务段，整好了咱跑车去，整不好咱上工厂。好赖一月能给你开个四五百块钱，饿不着你。”
1998年侯亮当完兵回来想去上齐齐哈尔机车学校，“侯亮干上这行还挺费劲。他当兵回来分工种，当时工种还是比较好的，有钳工、有客运、有空调。找个关系托个人，人说‘你上空调吧，别干这活儿了’，侯亮说‘我爸喜欢，让我跑车。我也喜欢。’人家说：‘那行，那就圆你三代人的开车梦吧。’这才上的机车学校。”
今年27岁的侯亮已经当了父亲，可是眼神清亮，看上去还像一个少年，他对当机车司机有更本能得多的喜爱：“感觉挺神气，往那儿一坐，后边好几千人你拉着。长大以后喜欢看铁道线，因为它可以带你到远处，想去哪儿去哪儿。”
内燃机车年代人富余了竞争激烈
侯志军庆幸儿子赶上了内燃机车的时代：“我1983年上的内燃机车。蒸汽换内燃也没什么可惜的，高兴还来不及呢。烧火真遭罪，时间长了，老人都有风湿，这是职业病。蒸汽改内燃对于好多老司机是一个生活中挺大的变动。最早东方红三型机车，那外表瞅着跟玻璃的似的，一看‘这玩意儿这么复杂，咱能干得了吗？’那里边有学问在，有文化才行。这玩意儿好。起码的，不撇大板锹了，不烧火，火不烤咱们了，也干净了。后来有空调。车里有电炉子，烧水。我是2005年4月份下来的，岁数大眼睛跟不上了，不让干了。现在科学发达了，机车弄自动监控装置，机车速度监控了。也得盯着，也得熬夜。但现在这活儿就是出俩眼睛，只要眼睛不闭上，这活就好干。”
但他也忧心侯亮要面临的竞争：“现在侯亮是副司机。竞争上岗特别厉害。社会发展了，科学越发展，人就越剩余，人剩余多了，没啥事儿干，领导没办法，让你轮岗，竞争上岗，考试，谁答得好、谁表现好，谁上。不行你就下去。上个月下去60多个人，副司机，岁数大了。你想干这活儿也不让你干了，年轻的往上顶。他们这活儿较我们那时候难干多了。他现在一月一般来讲开一千五六百块钱。在工人来讲，在哈尔滨还算可以。”
2002年23岁的侯亮在机务段考副司机的时候，爷爷当年的徒弟、当时64岁的胡金龙是他的考官，“第一次没考过，侯亮掉眼泪。我跟他说，我要是不严格就对不起你爸、你爷爷。”生于1938年的胡金龙1974年开始当机车司机，1979年，他是三棵树机务段第一个上内燃机车的司机，后来当内燃机车队长。再后来因为他又能讲蒸汽机又能讲内燃机，而且实践经验丰富，1984年正式下令，是三棵树机务段被提升当教育老师的第一人。哈尔滨铁路局21个机务段，只要蒸汽机换内燃机，他都去给讲课。
而今，68岁的胡金龙在段里主管教具室，铁道部系统，三棵树机务段的实务教具室首屈一指。他给记者演示他一手精心建立起来那一套内燃机教具，他在扳动那些按钮时口中呼喝有声，隆隆机器运转声中，俨然像一个迎风出海的船长。“现在立在机务段一进门那地方的五面红旗，第一面大旗就是我扛的。”胡金龙仅仅初中文化的程度，却历经蒸汽机车、内燃机车时代不落伍，而且还能在这方面传道授业，他那种产业工人的自豪感始终如一：“一浪推一浪，伴随动力革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这么起落。过去找对象，女孩子要找个机车乘务员，那是三代荣耀。后来谁嫁啊，抛家舍业的，什么也指不上。但现在铁路慢慢地又被人看成‘铁饭碗’了。一会儿你出大门就能看见布告，段里平均工资每人涨一百七。这在其他企业你根本想都不敢想。”
侯家有了第四代火车头还会走进他的生活吗
“其实咱也没寻思啥三代人开车，就是觉得把这摊活儿干好了，别出啥事儿，维持生活问题不大。”机车司机的现实。
机车司机眼中心中也有浪漫，侯志军说：“我跑哈尔滨到佳木斯，一路森林、小河，开春往山里边去，早晨三四点、四五点钟，空气是最好的，清香味。春天丁香花，白的紫的，开的时候一天一个样。森林的颜色，一天一变，绿了黄了，花开了花落了。冬天，窗外边飘着雪花特别美，好看。有时候跑车进山里边，能看见狍子。那狍子在线路上站着，瞅着你。”侯亮跑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道两旁都是草甸，天地开阔，秋天看着天上大雁飞。”
而今，侯家已经有了第四代，侯亮的儿子，那个眼神晶亮的小小子有个诗书儒雅的名字———砚然。砚然8个月了，他的年轻父亲好像很有兴趣，再过几个月砚然周岁的时候要给他“抓周”。不知道那一天，他们会不会在那孩子身边，给他放上一个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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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最后的27辆蒸汽机车于2005年12月9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集通铁路线全部退出运营。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集通铁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条以蒸汽机车作为牵引动力的铁路正线。
在人们的心目中，气势磅礴的蒸汽机车具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因为它曾以无比的巨力开启过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前日，铁道部传出消息，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将于10月1日前全部准备到位。
时速200公里的机车比起“吞云吐雾”的蒸汽机车不知快了多少，那“抡起了铁锤响叮当,我们的汗水往下淌”的时代也随着黑色火车头的退役，渐行渐远……
2005年末，蒸汽机车在中国内蒙古集通线宣告退役。那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最后的蒸汽机车。
那时起，便一直想能不能讲一个关于机车司机的故事。讲那些在大地上奔走、穿越艰险也穿越风景的里程，那曾经代表先进、技术与力量的尊荣的年代，那伴随着“老大哥”、“铁饭碗”词义变迁载沉载浮的岁月，还有，那些对逝去的不舍，那些对现实的无奈和随遇而安。
1月4日上午，哈尔滨寒雾迷离，与机车司机侯志军、侯亮父子同车去他们工作的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满地冰雪，行至门口，出租车刹车之际突然来了一个颇行云流水的甩尾，正在心中暗赞：冰城司机就是技艺不凡，随便谁便玩得出《头文字D》里那似乎很了不得的“漂移”。却听到26岁的侯亮下车跟父亲说：“刚才出租车侧滑了。”话音里紧张犹在。
我们眼中很审美的一些存在，在别人那里可能意味着最现实的求生，安危冷暖，甘苦成败。
侯家三代机车司机的故事，也是如此。
百年中国机车历史如烟黑色火车头悄然退场
爷爷侯万义
1924年生
一如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历史，侯家在哈尔滨的历史也从铁路开始。
1944年，侯志军的父亲侯万义来到哈尔滨谋生，最后在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找着一个干勤杂工的机会扎下根来。后来他在这里生养了6个孩子，跟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父辈一样，儿女们今天谁都不记得他出生的确切月日，只知道他生于1924年。
给日本人司机干勤杂
20岁，侯万义上蒸汽机车当了勤杂工。日据时期，机车上的重要岗位都是日本人，而烧火的司炉、副司机，这些“出大力”的岗位是中国人。侯万义曾经在多年后跟儿子说起他侍候过的这个日本司机，“那小日本特别讲究，手套雪白。蒸汽机车里边不都是黑色的嘛，很脏，刷着黑油，灰也大。开车，各行有各行的讲究，有他的‘范儿’，有个派头。开蒸汽机车那了不得啊，老百姓讲话‘这家伙真牛’。闸把子，蒸汽那个手柄，必须得给他擦得锃亮，上面但凡有点儿灰，‘啪’就一巴掌，特别讲究。干活就不说了，看你不顺眼，就是一脚，你给人家干活呢。也不好侍候。”
给日本人烧了一年火，“小日本没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北光复。接下来是解放战争。侯万义当年的徒弟胡金龙而今已是68岁的老人，满头银发，说起侯万义，还是一口一个“我师傅”：“解放战争，这代人都去了，都当过运输兵，给解放军拉军火。那时候只要一看货票上贴着‘红三角’，就知道是军火车，机车司机开车要特别注意，起停都要特别稳。有时候从五常拉到哈尔滨，哈尔滨换火车头再拉到长春，也去别地儿。抗美援朝我师傅也去了，过江了，那些炮火他都经历过。他跟我们说过那儿炮火轰轰的，他说起现在老觉着特别满足，因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抗美援朝过江运军火
侯志军不知道父亲哪年当上的机车司机，但父亲抗美援朝这段儿他有印象。母亲、姑姑跟他说过，父亲去当志愿军那年生的他，所以生于1952年的他有了他这个名字———“志军”。“那时候家里有人参加抗美援朝，家门口会给挂一个像现在奖状那么似的牌子，就像原先家里有人参军了‘光荣军属’那么个意思。是木头牌，挺大的我记着，后来我在家找着了，那板儿父亲留着呢。写啥我忘了。父亲抗美援朝去了一年回来，还得了一个小奖章。然后就在段上跑车一直到退休。”
“我有时候也问过我父亲，父亲说‘提那事儿干啥，提那事儿没用’。高兴了说两句。唠这些嗑很少。”在侯志军的印象里，父亲中等个儿，严肃，“满脸阶级斗争”，不爱开玩笑，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爱打抱不平，特别直爽。脾气倔，老板个脸，笑脸不太多。“平时听父亲说他自己的事儿少，他不太爱吱声。”当机车司机的孩子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家姊妹6个加我爸我妈一共8口人，住平房，一屋一厨。大屋是13平方米多点儿，一进屋是厨房，完了进大屋。我们小时候上学，回家也没地方学习，我父亲要是晚上走班儿，白天在家睡觉的话我们都不敢进屋。夏天没事儿，我们都上外头蹓跶玩去了。那冬天天冷啊，没办法，就在那个八九平方米的小厨房呆着，你还不能吱声，你还不能说笑。你说笑把我父亲吵醒了吧，他不管你那个，出门就是一脚。我们都怕他。”
一天能刷三次牙干活戴着白手套
而在胡金龙眼里，是这个严厉父亲的另一面：“我1965、1966、1967年，给侯万义干过两年多司炉、副司机。我师傅不爱讲，苦衷吧都搁在内心里。他家那么多孩子，他非常节约，从来吃一个炒菜都没有。他们几个老司机，就自己弄点儿酱油，弄点咸菜，有时候一盒饭都舍不得吃，拿回去给孩子吃。平日里为了便宜3分钱买一斤鱼，走十几里地。我没看见我师傅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除了铁路制服，除了发的，没见他穿过别的。”
三棵树机务段多年流传一个顺口溜：“远看是捡破烂的，近看是要饭的，仔细看是机务段的。”但开蒸汽机车的侯万义，却是一个出了名的干净利落人。“我师傅也好戴白手套，跟他干活儿，用来撮煤的铁锹都必须像码事儿，干干净净的。他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埋里埋汰的，衣服那么脏，衬衣老不洗。’有时候他把你的衣服搞到洗衣盆里，他不给洗，你出乘没有穿的，你就得洗。我跟他学，有时间一天要刷三次牙。饭盒、衣服里里外外都特别干净。吃饭剩饭粒、馒头吃一半扔一半，那都不行。”胡金龙至今感念跟侯万义“学了不少东西，后来我上哪车哪车都愿意要，跟师傅良好的基础分不开。”
儿子侯亮 1979年生
1976年，侯万义退休，为的是让在渤利县七台河北兴农场下乡了6年的儿子侯志军接班。
下乡返城接父亲的班上铁路
“铁道部原先有接班，文化大革命不是停了吗。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铁路又实行接班了，头一批，我父亲一看这机会难得啊。”侯志军在家排行第四，“那时候我家四个大的都下乡了。我大姐和我哥都结婚了，不让接。按理该我二姐。父母想着还是先把儿子解决了，就叫我接班回来。至少城里留一个。”
“一开始还不知道活儿好坏。就想回铁路吧，咋也比农村强。回来检查身体。有些有毛病的上工厂干别的了。我呢，身体没啥毛病，眼睛还可以。6月份上车，先练司炉，用那大板锹练投炭，忘了5分钟还是2分钟，280锹。练了两个多月，达到合格了，给你发那个证，上车吧。那时候缺人。”
24岁上侯志军如父所愿，上了机车，成为一名蒸汽机车司炉。那时候蒸汽机车是个让人多少还羡慕的职业，“新中国成立后蒸汽机车乘务员待遇挺高的，特别吃香，相对来讲挣得也挺多。我父亲挣最多的时候，他是一等司机，99元钱，加点儿乘务费，加点儿省煤钱，好的时候呢，像老百姓说：‘你看谁谁谁家，人家开支不打捆。’就是100元出头，那时候正经不错了。这主要是六几年到七几年，蒸汽机车属
于特殊工种，所以相对他的待遇，档级就要高一点儿。”
侯志军上机务段之后才知道父亲在三棵树是如何的名头响亮，侯万义人称“标准侯”，开车起停平稳，对标精准。父亲博得大名那年侯志军还小，所以不知道当年那场著名的表演究竟何年何月。只知当日，铁道部组织操纵表演，父亲去了，机车上坐着考官，下边接送考官的小车在前头走，父亲开车跟着，就考司机下闸下得怎么样。小车往前走，停，父亲的车正好对着他那小车的车门停得分毫不差。下车后铁道部的人说：“这个好！标准！”那一刻当年的父亲是多么风神萧散、顾盼从容，侯志军无从想见了，他只知道，自此，“标准侯”名传千里铁道线。“飞车刘、标准侯、活速度表老聂头”，这是父亲那一代在那个劳动光荣的年代给这个机务段留下的传说。
1980年后火车司机就没有干客运的吃香了
侯志军做了3年司炉，1979年考副司机，1982年考上司机。到了侯志军们的时代，曾经被人羡慕“离地三尺活神仙”的机车司机工作，已经随着时代被人们更现实地考量。“等到上世纪80年以后就不行了。改革开放后，客运就吃香了。规章制度没卡得那么太紧，社会上物资流动性大了，倒这个倒那个，客运就吃香。人家有活钱，咱这就是死钱，啥也干不了。机车司机吧，就机车这一块儿，上班是你们仨人，下班也是你们仨人，与外人不接触。那时候干车厢的可以与旅客接触，再一个他们走的道儿也远，南边北边的物资都有相差，你当上列车员，捎点儿啥都挣钱。机务就没人来了，又脏又埋汰又熬夜又辛苦，挣得还不多。”
机车司机们亲身感受了与国家形势相关的命运沉浮：“五几年，机务段是老大；到六几年就维持了，不那么太吃香。七几年文化大革命。像我赶上这1980年以后，就不行了。”而且变化从他们手中的饭盒开始显现得如此直接：“原先是你这趟车可以上后边打饭去，一盒饭是一角五分，军用饭盒那样子，看见过吗，绿色的，半圆形，这么高，猪腰子饭盒。打这一次饭一角五分，挺便宜那时候，后来就两角五分，再后来就涨价了。社会发展了，物价也涨了。那时候家里边都这生活条件，从家带饭也没啥太好的。上车厢打饭呢，刚开始，他给你好吃的，肉啦、鱼啦、红肠啦、鸡蛋。后来，没这说儿了，饭菜最高是一元六角一盒，大豆腐，汤，没别的。好玩意儿人不给你，留着卖钱了。”
父亲侯志军 1952年生
1995年，侯志军的儿子侯亮中学毕业，考上了汽车公司父亲没让他去。
当完武警上司机学校
父亲用心良苦，纯为儿子生计考虑：“当时我一想，他个儿矮，这满大街都是汽车，而且现在都是汽车躲人哪有人躲汽车的？还是当兵去吧。当完兵能回机务段，整好了咱跑车去，整不好咱上工厂。好赖一月能给你开个四五百块钱，饿不着你。”
1998年侯亮当完兵回来想去上齐齐哈尔机车学校，“侯亮干上这行还挺费劲。他当兵回来分工种，当时工种还是比较好的，有钳工、有客运、有空调。找个关系托个人，人说‘你上空调吧，别干这活儿了’，侯亮说‘我爸喜欢，让我跑车。我也喜欢。’人家说：‘那行，那就圆你三代人的开车梦吧。’这才上的机车学校。”
今年27岁的侯亮已经当了父亲，可是眼神清亮，看上去还像一个少年，他对当机车司机有更本能得多的喜爱：“感觉挺神气，往那儿一坐，后边好几千人你拉着。长大以后喜欢看铁道线，因为它可以带你到远处，想去哪儿去哪儿。”
内燃机车年代人富余了竞争激烈
侯志军庆幸儿子赶上了内燃机车的时代：“我1983年上的内燃机车。蒸汽换内燃也没什么可惜的，高兴还来不及呢。烧火真遭罪，时间长了，老人都有风湿，这是职业病。蒸汽改内燃对于好多老司机是一个生活中挺大的变动。最早东方红三型机车，那外表瞅着跟玻璃的似的，一看‘这玩意儿这么复杂，咱能干得了吗？’那里边有学问在，有文化才行。这玩意儿好。起码的，不撇大板锹了，不烧火，火不烤咱们了，也干净了。后来有空调。车里有电炉子，烧水。我是2005年4月份下来的，岁数大眼睛跟不上了，不让干了。现在科学发达了，机车弄自动监控装置，机车速度监控了。也得盯着，也得熬夜。但现在这活儿就是出俩眼睛，只要眼睛不闭上，这活就好干。”
但他也忧心侯亮要面临的竞争：“现在侯亮是副司机。竞争上岗特别厉害。社会发展了，科学越发展，人就越剩余，人剩余多了，没啥事儿干，领导没办法，让你轮岗，竞争上岗，考试，谁答得好、谁表现好，谁上。不行你就下去。上个月下去60多个人，副司机，岁数大了。你想干这活儿也不让你干了，年轻的往上顶。他们这活儿较我们那时候难干多了。他现在一月一般来讲开一千五六百块钱。在工人来讲，在哈尔滨还算可以。”
2002年23岁的侯亮在机务段考副司机的时候，爷爷当年的徒弟、当时64岁的胡金龙是他的考官，“第一次没考过，侯亮掉眼泪。我跟他说，我要是不严格就对不起你爸、你爷爷。”生于1938年的胡金龙1974年开始当机车司机，1979年，他是三棵树机务段第一个上内燃机车的司机，后来当内燃机车队长。再后来因为他又能讲蒸汽机又能讲内燃机，而且实践经验丰富，1984年正式下令，是三棵树机务段被提升当教育老师的第一人。哈尔滨铁路局21个机务段，只要蒸汽机换内燃机，他都去给讲课。
而今，68岁的胡金龙在段里主管教具室，铁道部系统，三棵树机务段的实务教具室首屈一指。他给记者演示他一手精心建立起来那一套内燃机教具，他在扳动那些按钮时口中呼喝有声，隆隆机器运转声中，俨然像一个迎风出海的船长。“现在立在机务段一进门那地方的五面红旗，第一面大旗就是我扛的。”胡金龙仅仅初中文化的程度，却历经蒸汽机车、内燃机车时代不落伍，而且还能在这方面传道授业，他那种产业工人的自豪感始终如一：“一浪推一浪，伴随动力革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这么起落。过去找对象，女孩子要找个机车乘务员，那是三代荣耀。后来谁嫁啊，抛家舍业的，什么也指不上。但现在铁路慢慢地又被人看成‘铁饭碗’了。一会儿你出大门就能看见布告，段里平均工资每人涨一百七。这在其他企业你根本想都不敢想。”
侯家有了第四代火车头还会走进他的生活吗
“其实咱也没寻思啥三代人开车，就是觉得把这摊活儿干好了，别出啥事儿，维持生活问题不大。”机车司机的现实。
机车司机眼中心中也有浪漫，侯志军说：“我跑哈尔滨到佳木斯，一路森林、小河，开春往山里边去，早晨三四点、四五点钟，空气是最好的，清香味。春天丁香花，白的紫的，开的时候一天一个样。森林的颜色，一天一变，绿了黄了，花开了花落了。冬天，窗外边飘着雪花特别美，好看。有时候跑车进山里边，能看见狍子。那狍子在线路上站着，瞅着你。”侯亮跑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道两旁都是草甸，天地开阔，秋天看着天上大雁飞。”
而今，侯家已经有了第四代，侯亮的儿子，那个眼神晶亮的小小子有个诗书儒雅的名字———砚然。砚然8个月了，他的年轻父亲好像很有兴趣，再过几个月砚然周岁的时候要给他“抓周”。不知道那一天，他们会不会在那孩子身边，给他放上一个火车头。
背景链接
中国铁路最后的27辆蒸汽机车于2005年12月9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集通铁路线全部退出运营。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集通铁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条以蒸汽机车作为牵引动力的铁路正线。
在人们的心目中，气势磅礴的蒸汽机车具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因为它曾以无比的巨力开启过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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