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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发生了不少事件，比如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全国乃至全世界大搞祭孔活动，几个高价国学班开张；又如由清华大学陈丹青等人的请辞声明引发的大学问题的讨论；再如有关“超女”、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规范或话语权的争论，等等，每一件都引起了关注，吸引不少人的发言或倾听。作为这一年若干次文化争论的参与者，我想在种种现象的背后提炼一点基本精神，分别讲一件我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事。

　　2005年12月17日和18日，我参加了一个名为“首届全国儒教研讨会”的会议，我和几位学者是因为对当今“儒学复兴”热衷的某些倾向，对儒学国教化的企图持强烈批评态度而应邀与会的。我们在会上一如既往地发表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也硬着头皮听反批评，大家都坚持己见，但没有人动怒，没有人骂人，没有人拂袖而去。会议的气氛，用传统的语言来描述是“君子和而不同”，用舶来的词汇来说就是体现了宽容精神。

　　期望在一次会议、一场争论中，解决学术上的分歧是不现实的，也许宽容才是有理由期望和值得争取的东西。所谓宽容，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发言权利”，就是不但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就是用沟通、交流取代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不但在学者之间，而且在任何人之间，包括不同的利益团体之间，都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别人的发言权，积极听取不同的，甚至是强烈反对自己的意见，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但是，在2005年的文化领域，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宽容的，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宽容，而且是放纵。这就是对学术剽窃行为的不闻不问。我说的放纵指有关部门的领导，特别是一些大学的有关领导。在2005年，学术界揭露、批判了多起触目惊心的剽窃和其他学术腐败事件，但即使批评声不绝于耳甚至震耳欲聋，具体负责的单位和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反应。这使得剽窃者有恃无恐，甚至振振有词地为自己曲意辩解，致使是非不明、邪气猖獗。我认为，我国学术界对待剽窃和其他学术腐败行为的态度是清楚的，反对是认真的，现在的问题是主管部门的态度和行动。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再麻木不仁、不闻不问、包庇纵容下去，罪责就全在那些负有监督查处职责的领导身上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有更多的宽容，而在反对和打击学术腐败方面决不宽容、决不手软。

　　(作者徐友渔，原刊于昨日《新京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