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生活仅仅是私生活

　　主流社会对包括多性伙伴行为者在内的许多性少数人群的一个重要偏见是：他们是一些纵欲的人，一些不要感情、只要性娱乐的人。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复杂现象进行简单化的断定，是一种常见的错误思维方式。

　　多性伙伴受访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总会更多地谈自己的感情经历。一次次热恋，一次次伤心……不乏受访者在谈话过程中眼睛变得潮湿，甚至有抽泣哽咽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所有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他们都同样向往一份持久的感情，都同样渴望热烈而深刻的爱情。他们不是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些更向往爱的人。他们中一些人甚至会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成为多性伙伴者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虽然他们的行为背叛了传统的价值观，他们中一些人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确实是一些内心更自由的人，他们更少受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更多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求。在我的研究中，从社会学、心理学，及个人成长史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

　　同多性伙伴行为者，以及其他性少数人群多年的交往，使我深刻认识到：私生活仅仅是私生活。在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私人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干预。一个多元社会中，我们应该尊重不同人的价值观，包括他的性价值观。个人间的性行为，只要是自愿的，便没有伤害任何人。唯一可能伤害的，只是某些人的价值观。多性伙伴行为者等性少数人群，并不去干涉和贬损别人的性价值观，主流社会也不应该干涉和贬损他们。

　　当前中国，一个鼓励多元性，淡化国家权力，强调对自由意志之尊重的市民社会正在建设过程中，私人性行为较少受干预才具有了一定的土壤。

　　李银河 “多性”是一种个人选择

　　性伴侣增加一个，得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尤其是相互不熟悉的情况下

　　人物周刊：“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称，在全世界，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您如何看待这组数字？“多性伙伴”在中国是否已经是普遍现象？

　　李银河：这个数据完全不可信。因为这份调查是通过网络完成，且受访对象年龄偏小，有玩笑和不严肃成分，无法核实。中国人的性伴平均数，应该低于全球平均数。

　　离婚率是“性伴”的重要参考数据，离婚意味着夫妇各自的“性伴”可能增加一个。离婚率低，“性伴”平均数就不可能高。据我所知，美国的离婚率是50%，中国才14%，就是说在婚姻约束的范围内，中国人的“多性伴”可能性远远低于美国人。即使考虑到婚外恋，中国也不见得比他国多出多少。各国的婚外恋调查显示，世界平均数大概是40%，中国人的婚外恋比率应该还低于此。

　　“多性”现象在中国还是极少数。

　　人物周刊：在权利和道德这一对概念上，怎么对“多性”做评价？

　　李银河 ：权利和道德里面权利更重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主要是女人)，她到底有没有权利跟很多人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说，她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法律不禁止。咱们有这样一种习惯思维：凡是法律没有说允许的，都不能做。而事实应该是，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从权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有权利这么做，至于道德怎么来评价，这是见仁见智的。

　　如果你觉得性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实际上性是一个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事情。从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来看，人们对性是比较肯定的。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观念，对很多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了。

　　人物周刊 ：“多性”助长了性病的传播，是其对社会的最大危害？

　　李银河：当然。这是其最大、最直接的害处。西方现在好多人根本无性了，因为不想做任何体液交换。性伴侣增加一个，得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尤其是相互不熟悉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不知道性病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有多么大的危害了。我有几个数字，美国每年有1200万人是性病的新感染者，每年花在治疗性病上面的费用要达到170亿美元。性伴太多，尤其是和陌生人有性行为，就增加感染性病的危险。

　　很多中国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性是一种个人选择，他人是无从干涉的。那么与其在道德上谴责“多性”现象，还不如在具体宣传和防治性病方面加大力度，让大家提高警惕。况且从人的心理来说，道德谴责还会导致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就是越不让做的越想做，实际效果根本不好。应该是提倡一种比较科学的做法，就是要广泛宣传性病的危害，让人们对“多性”带来的后果有比较清晰和理智的认识。这种做法的效果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