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明日，是1月10日，成都车站派出所“1.10警匪勾结案”发案一年了。去年5月，此案经人民网率先曝光后，全国震惊。在这一年来，成都车站派出所、成铁公安处以及成铁公安局民警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一位铁路民警说过，如果有一种死，可以将此事抹去，他将毫不迟疑。每当有人提起“1.10”，身为铁路警察就如坐针毡。“警匪勾结”对于成铁警察来说，是一种耻辱。去年10月5日，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在贵阳作出一审判决，以徇私枉法罪分别对11名涉案民警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缓刑不等的刑罚。这11名被告人包括原警务队3名队长和8名警长、警员。除了3名被判处缓刑的被告人外，其余被告人表示要上诉。

　　成都车站派出所下属4个警务队，其中李东升、接正锦和智勇3个队长因涉嫌跟宜宾贼勾结，成为此案被告并均被判有罪。由于审判是在贵阳进行的，不少关注此案的成都读者很想知道涉案人员的近况。在“1.10”发案一年之际，记者约见了李东升的辩护律师、四川中法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克和接正锦的辩护律师、刘范杨张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力。以他们的身份，绝对是此案的知情者。

　　·记者对话李东升的辩护律师梁克·

　　揭谜：哥们义气 害他出轨

　　李东升作为原警务队长，贵阳铁路运输法院以犯徇私枉法罪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梁克从去年4月开始介入此事，他先后5次与李东升见面。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接触李东升案之前，你对铁路警察了解多少？

　　梁克(以下简称梁)：几年前，(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笑了笑。)当时坐火车的人很多，铁警站在人群中，让人感到有安全感。

　　记：接触李东升案后，这种印象有没有改变？

　　梁：今年4月，李东升的父母找到我，请我为李东升辩护。在此之前，我听到关于此案的风声，甚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铁路警察不可靠。

　　记：李的父母知道儿子犯了法吗？

　　梁：不大清楚，这也是他们找我的原因所在。

　　记：那么他们觉得李东升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梁：太讲义气了。

　　记：难道义气可以大于法律？

　　梁：我感觉到，在李东升眼里，哥们儿义气的确大于神圣的法律。李东升身为警务队长，他收取手下警察不明来路的钱。他应该明白其中肯定有“猫腻”。

　　记：代理此案后，你见过李东升几次？

　　梁：5月9日，我第一次到重庆见到他，我先后共计见过他5次。与我以前代理的刑事案件相比，这次与当事人见面的次数要多得多。

　　记：粗略地算一下，当时李东升已在看守所呆了两个多月了。在这期间，他反省过自己的行为没有？

　　梁：很后悔！说有辱铁路警察这个称号。

　　记：具体说什么没有？

　　梁：他言语中觉得很愧疚，说是给铁路警察抹了黑。

　　记：他想过自己的结局没有？

　　梁：在见面中，他曾一再向我表示，他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当然，他更希望能够从轻处罚。

　　记：对于李东升及其他被告人的行为，你个人怎么认为？

　　梁(沉思了片刻)：从个人情感来说，我认为他们的行为玷污铁路警察这个称号。如此多的警察跟贼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本身就令人震惊。

　　记：经历过此事后，你对铁路警察的印象是否有所改变？

　　梁：我相信成铁警方痛定思痛，一定会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审判现场 再掀波澜

　　去年10月9日至10月11日，11名涉案民警在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受审。当时，法院周围戒备森严，甚至连警犬也派到法院门口站岗。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的记者，绝大部分被隔离在审判厅外。此举遭到众多媒体非议，有人甚至质疑此次审判的公信度。

　　记：当时法院如此戒备森严，事先你想过没有？

　　梁：没想过，我以为即使是公开开庭审理，应当允许记者进入。毕竟，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也是个宣传教育的机会。结果我去辩护时，法院在距离法庭门口几十米外就设立了警戒线，不允许记者进入。整个庭审中，我被反复检查了3次。

　　记：庭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梁：很正常！跟我参与其他案件的庭审差不多，这与外面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记：你及其他被告人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梁：罪与非罪；还有涉案民警的行为适用于哪条罪？从最初盗窃罪，到滥用职权罪以及最后徇私枉法罪，我和其他被告辩护律师跟公诉人都激烈辩论过。

　　一审判后 状态尚好

　　去年12月5日，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对11名涉案民警作出一审判决。宣判后，除了3名被判缓刑的被告不要求上诉外，其余8名均要求上诉。李东升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也在上诉之列。原成都车站派出所民警，后任龙潭寺派出所警长的张保观，被判最高有期徒刑7年，法院认为警偷勾结是从他开始的。

　　记：一审判决后，你去见李东升没有？

　　梁：去年12月6日，我到看守所去看他，跟他交换了意见。

　　记：他的精神状态怎么？对于判决结果，他的意见如何？

　　梁：精神状态还可以，对于他的行为，他还是坚持认错不认罪。

　　记：他认为自己无罪？

　　梁：不完全是。在整个过程中，他自认为没有跟宜宾贼接触，也没有主动向跟宜宾贼接触的民警伸手要钱。只是其他参与者觉得他是警务队长，需要给他钱。他是出于哥们义气，别人给他就收。

　　记：宜宾贼之所以“孝敬”他，只因为他时任警务队长。对此，他难道没有意识到吗？

　　梁(沉思片刻，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在每次上下班换衣服时，别人乘机给他钱，他就心知肚明收下，也不问这钱从哪里来。

　　记：在李东升的上诉状中，他一再表白其行为与其他民警的行为有差别。这是个质的差别还是个量的差别？

　　梁：我认为是个质的差别。古人云，不知者无罪。李东升的性格，讲义气以及潜意识对法律的漠视，致使他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记者对话接正锦的辩护律师刘力·

　　揭秘：悬崖勒马 为时未晚

　　接正锦作为原警务队长，也被牵涉其中。贵阳铁路运输法院以犯徇私枉法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5年。在3个原警务队长中，他是惟一一个一审判决获得缓刑的人。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记者(以下简称记)：对于接正锦的判决，是否在你意料之中？

　　刘力(以下简称刘)：法院采纳了我大部分辩护意见，对于结果我很满意，接正锦也表示不上诉。

　　记：在法庭上，接正锦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

　　刘：他一再忏悔，并承认其涉嫌犯罪的时间仅在2000年的几个月。由于时间太长，他收钱数额是1.5万元还是2万元都记不清了。其中收所辖警组7000元是用于过年聚会，并非据为已有。

　　记：你如何为他辩护的？

　　刘：跟其他被告人辩护律师一样，我认为接正锦的行为应构成滥用职权罪。除此之外，我还着重讲了接正锦在关禁闭期间如实交代罪行应视为有自首情节；接正锦犯罪行为时间短，社会危害性轻微；他在对曾经犯下的罪行深感后悔，主动停止犯罪，还努力工作。

　　记：在他停止犯罪后，他想过向上级反映，或制止其他警员犯罪没有？

　　刘：我们在交谈中，他对此一再表示，他曾经试着打乱警组来阻止同事犯罪。但他毕竟能力有限，从内心来说，他也不愿与同事的关系搞得太僵。

　　·案发内幕· 始作俑者：原警长张保观

　　据法院调查，2000年9月，张保观在担任警务队警长期间，与扒窃人员吕林富在成都万福桥附近的芙蓉国餐厅商议，允许吕林富等盗贼进入成都火车北站候车厅进行盗窃。此后，张保观在同年9月至次年3月期间，多次放扒窃人员进入候车厅，并收取吕林富等人交纳的“班费”11000元，他从中分得约3000元。之后，张保观还提议向扒窃人员收取“烤火费”。案发后，所有涉案人员和证人都证实，给涉案警察送“烤火费”“班费”都是从张保观开始的。据此，法院一审以徇私枉法判处张保观有期徒刑7年，是11名涉案民警中刑期最长的。

　　偶然事发：旅客举报“警偷勾结”

　　据法院调查：去年1月10日晚8时许，程辉警组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厅执勤时，接到旅客原某报案，称其钱包被盗，内有现金1800元及1364次旅客列车车票一张及其他物品。据原某说，钱包被盗后，他在公安值班室见高个子警察(指程辉)打了个电话，不久外面进来一个人与高个子警察说了几句话，把他被盗的钱包扔下走了。随即，原某发现他包内的钱和车票不见了。离开火车站后，原某向成铁公安局举报此事。

　　涉嫌盗窃的欧建也证实，在他得手后不久，程辉就打电话问原某的钱包被盗是不是他们做的。他承认后托人将空钱包送至公安值班室，并交了900元“烤火费”的事实。

　　大肆盗窃：小偷每月每人能偷1万

　　据涉嫌盗窃的欧建等人证实，涉案小偷王平、赖兵负责“勾兑”警察并安排到候车厅“上班”的人，且每个班(指警组当班时间)每人要交400元，作案达600元以上的，以当班警察接旅客报案的情况为准，都要返一半给警组；这些钱都是扒窃旅客得来的，他们每人每月大约要上十五六个班，每个班大约偷得1000元左右，每个月大约每人能偷1万元至2万元。作为转赃人的江明证实，他在2004年7月帮助王平一伙转移偷来的手机大约有30多部，每个挣20元。

　　·案件影响· “企业办司法”非改革不可

　　此案曝光后，不断有人拷问铁路警察为何集体失足，铁路警察有该如何重塑警徽。为此，记者采访了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对此，他认为此案将促进铁路警察自我监管制度的完善。

　　记者(以下简称记)：此案对铁路警察有何影响？

　　胡光伟(以下简称胡)：虽然此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但毕竟是个别现象。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将加快铁路警察自我监管制度的完善。

　　记：这次铁路警察集体失足，其根源何在？

　　胡：首先，铁路系统具有自我封闭性；其次，对铁路警察监管失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在监管失位的情况下，导致铁路警察的权力膨胀。另外，还有社会对他们的冲击，比如收入失衡等因素。更深次原因是“企业办司法”的痼疾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这也是加重舆论不信任感的因素之一。

　　记：王平等人一度以特情人员的身份与执勤民警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最终演变成“警匪勾结”。对此，你有何看法？

　　胡：目前，我国还是个熟人社会，也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熟人好办事”。在特定的环境下，熟人关系往往大于规矩，甚至法律。解决这个矛盾在于我们进一步规范制度，营造一种陌生人社会氛围。具体就是凡事都要讲规矩，按规矩、法律法规办事。

　　记：此案曝光后，会不会对铁路警察的公信度产生不良影响？

　　胡：凡事都有两面：在短时间内，人们会将此案扩大化，对铁路警察印象不好；长远地看，随着铁路警察不断自省，完善监管制度，考评制度等，人们会恢复对铁路警察的信任感。（本报记者袁勇 摄影李杨 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