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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的采血是导致艾滋病蔓延的一大原因。 陆续死掉10余名青壮年，当地村民起诉卫生部门，政府法律顾问将为其提供无偿援助
本报讯据法制早报8日消息村民老朱掰着手指头在算，他们的生命几乎快到“尽头”了。因为他所在村子的部分村民在1985年至1994年，因为卖血而先后患上艾滋病。危险正在日益向他们逼近。
村中“怪病”艾滋恐慌
搜登站镇距吉林省吉林市城区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这里三面环山，从吉林市向南的巴士行驶在皑皑白雪上，在山沟里一颠一簸。
2001年时，在搜登站镇二道沟村里，有两三个人得了一种“怪病”。
“村里有人身体发虚乏力，低烧，莫名奇妙地消瘦，脸上出现疱疹，还以为是肝炎。”老朱说，“当时病人去医院检查，医院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
其后又有人病发身亡，有人去吉林市防疫站查病，医护人员看见其胳膊上针眼很多，便猜测他卖过血，于是对他进行HIV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时候病人才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艾滋病。
直到二道沟村里陆续死掉10余名青壮年，邻村也有类似的病情发生，并且同样许多人相继死去，二道沟村的村民才得知那些人是因为患了艾滋病撒手人寰。这是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艾滋病”这个概念。
10年违规采血浮出水面
全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卖过血。吉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就在村里进行大规模普查。据老朱回忆，2003年7月4日拿来化验结果，当时二道沟村，还有邻村总共化验了104个人，其中大概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还有将近90个人感染了丙肝。一起长达10年的血站违规采血事件也逐渐浮出水面。
事件始于1985年10月，搜登站镇经吉林省卫生厅批准，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搜登站镇卫生院联手建立了一家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献血站。据了解，血站所采集的血液主要用做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血浆蛋白以及相关血液制品。
搜登站镇和大绥河镇的村庄多在山脚下，由于地理位置所致，山下的土地贫瘠，并且地少人多，当地村民生活极度贫困。献血(也就是卖血)成为村民谋生的第二大手段。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献血热潮，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20岁左右的小伙子。殊不知这时病魔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
一份材料证实：“1994年初，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收购了大批的血浆出口质量不合格，并发现大量的甲肝、丙肝，血站在同年3月8日被关闭。”
“血站建站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HIV检测。”二道沟村患病村民说，“血站用过的抽血针头就放在锅里蒸一下，甚至只放在一个大槽里消一下毒，然后就再给别人使用。我们不光被抽血，而且还被输血，每次抽400cc，提取200cc的血浆，剩余的兑上盐水再给我们输回来。”
但是关于艾滋病病毒来源的问题，因为采浆站早已被取缔，村民也只能猜测。
记者赶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时，门口的保安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称领导都不在。记者随即拨通了办公室主任柴子奇的电话，柴子奇说自己不熟悉当时的情况，说着说着以声音太小为由挂断了电话。
每人得到4万元后撤诉
事件发生后，吉林省高层相当重视。据老朱说，吉林市以及搜登站镇政府为那些染病村民实施了救助措施。
2003年8月，68名艾滋病感染者，起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卫生院以及永吉县卫生局，每人索赔40万元。
修保律师是吉林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在2004年4月份时，修保受政府委托，为患病村民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这个案子调查取证特别难，在十年的时间里，时过境迁，况且搜登站镇血站早已被取缔，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修保在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后来，政府以社会定向捐赠的方式准备捐给68名患病者每人4万元，建议原告撤诉，走和解程序。老朱代表患病者和修保律师一再商量，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于是在2004年9月7日，双方签字盖章，这起2004年的68名艾滋病患者索赔案以原告撤诉告终。
死亡边缘村民再维权
据老朱介绍，现在村里发病的有10个左右，今年死亡一例。每逢一个人发病离世，村里存活的感染者就会感到莫名地恐惧。
艾滋病感染者在自身的痛苦之外，还在影响着周围的人。村里染病者家的子女全部面临着找不到对象的尴尬。
外界的歧视让患病者更加痛不欲生。在2003年大普查之后，不幸染病者逐渐感受到了村内村外的歧视。一位二道沟村的村民说：“打那以后，出去卖菜都不能说是二道沟村的，甚至不能说是搜登站镇的。否则，没人敢买。”
日前，老朱他们已经联系好律师，想继续打官司。(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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