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人为本”、“争创一流”、“做大做强”、“找准定位”……浏览规划、文件、文章、课题以及咨询、顾问过程中的大量文本，董云川教授发现，这些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高校的文件中，“各院校的发展规划本应各具特色，但事实正好相反。当前，各高校正在编制的‘十一五’教育规划，体例相近、格式相符、内容大同小异，在关键词汇和用语方面也高度雷同，与规划编制所要求的特色化、针对性、创新性大相径庭。这些词汇写入规划本无可厚非，但高等学府的规划没有个性和深层思考，则难免遗憾。”

　　解放思想：有必要弄清为什么一定要写这句话

　　“‘解放思想’在国内各种规章制度和文件通知中流行了20多年，当年拨乱反正之时提出这句话，意义非凡。但20年后天天还在重复这句话却让人感到迷惑，甚至不能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所指。”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博士董云川说，“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该解放谁的思想？其次，有必要弄清该解放什么？第三，有必要弄清为什么许多正式文本都要写进这句话？”

　　他说，这句话常常对着群众说是“对错了象”，若领导班子思想不解放，群众解放则毫无意义。解放的落脚点应该在行动而不在思想，解放思想的目的恰恰是解放行动。之所以天天讲，年年讲，是因为行动始终没有得到解放而仅仅是口头上过足了“解放”瘾。

　　“不能因为别的文本都要写这句话，所以我们做规划也必须写进这句话。假如院校规划制定时要写这句话，必须要针对未能解放的事实进行辩驳，才有留存的意义。”他说。

　　更新观念：教育观念、治校方略能不能经常更新

　　董云川认为，“更新观念”的提法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许多人在高呼“更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搞清教育观念、大学理念到底是什么？而且，教育观念、治校方略能不能经常更新？

　　他说，有些事情常变常新，而另一些事情恰恰相反。院校传统精神的形成必须持之以恒，百年树人、世纪传统才能凝聚起大学的精神，朝令夕改的精神和不同届别领导的习惯观念表达往往干扰到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可持续”原则。

　　“如果一所优秀的大学业已形成先进的院校文化和高远的传统精神，是不是也需要不断更新而去验证猴子掰苞谷的寓言。”他说，“随意更新观念极有可能导致放弃人文理性、淡漠学术理性、推崇工具理性而把大学变成一个大工地。这些工地上充斥着一批批只想建摩天大楼以及等待着建顶层的工程队而却缺少挖地基和打基础的工程队。”

　　质量为先：事实上却奉行着数量为先的路线

　　“大家都知道以质量求生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董云川指出，民营的高等教育机构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没有数量规模就没有生存权，只要有数千乃至上万的在校生，教育行政部门就不能无视你的存在而终将享有相对平等的对话权。另外，无生存权之忧的公立大学本来有更多的精力抓质量建设，但许多学校依然不顾办学条件限制飞速扩张，以促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资源投入。

　　他说，在“口头质量保障体系”和“行动数量激励体系”并存的时代，中国大学在短短的几年内生产出过去千年没有过的“科研论文”和“研究成果”，以及数不清的“先进”和五花八门的奖项。其间有多少学术文章被人从头至尾看完，有多少课题成果转换为行动实践，有多少获奖者推动了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识时务者为俊杰，无论规划中写下多少“质量为先”的誓言，当前许多学校仍旧是以数量为先、规模指数为先的，根本上奉行着“数量求生存”的路线。这种现象如若长此以往，将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生存权构成威胁。我们正在因此预支未来。

　　教授治校：领导以学者身份介入学术事务，而以干部身份行使权力

　　针对目前中国大学决策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非学术化现象，许多人呼吁在“十一五”规划中应恢复或建立“教授委员会”等专家学者治校的机制并加强民主管理。

　　董云川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出在表面而在深层。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学百分之百都是教授治校的：校长、书记、院长基本是教授；处长、主任、甚至科长们大多也都是副教授、研究员、讲师，至少也有个助理研究员身份。哪一个决策不是“学者”做出来的？

　　“因此，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许多具有‘学衔’的干部替代纯学科权威作出了资源调度与安排的决策。”他说，当前，学术官僚化使学术有名无实，官僚学术化使学术乱性。“我们需要面对的矛盾，是如何解决领导们以学者身份介入学术事务，而以干部身份行使权力的深层问题。”

　　他认为，目前需要反省的关键是，如何让专职学者和学术权威在教学科研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包括配置与调度资源的权力作用，教授们如何能够在专业、学科、院系甚至是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资源分配方面行使决策建议权。

　　他说：“管理需要民主而学术需要自由。教授们如何在这两个层面上发挥积极作用是‘十一五’规划不容回避的核心内容之一。”

　　加强管理、以人为本：教师和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

　　“‘以人为本’的提出表明了社会的进步。但在许多学校的规划和实际行动中，我们发现，不论是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还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老师和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还是被塑造和被加工的客体，而非教育或管理行为的主体。师生员工仍然是文本上的主人和实际管理制度的仆人。”董云川说。

　　他认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者如果不从更深层次反省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教师难免还是被管理的“主人”，而学生难免还是被塑造的“主人”，管理人员难免还是被服务的“主人”，而领导最后还是成了四处灭火的“主人”。学校发展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必须努力以教师为中心设计管理服务流程，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育服务流程，必须以效能为中心设计组织运行架构。当一所大学中的师生员工都成为体制和庞大科层体系上的附庸者和应用工具之时，现代大学制度还只能是海市蜃楼。

　　他说，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是“管”不出来的，学术团队、知识性组织的管理方法与军队、政府机构和企业不同。教育规划中有关“管理”的问题，需要多“理”而少“管”。“管”的结果是“管住”，而“理”的结果才有可能“激活”。

　　做大做强、争创一流：我们的进步观充满着“贪多求大”的倾向

　　几乎所有学校的规划用语中都会出现“争创一流”和“做大做强”，不提不足以显气魄。

　　董云川说，做强是对，做大则未必。一些大学在合并壮大之后即削弱了原有的特色，有的学科在交叉融合之后反而损失了优势。只注意到“大”的现象，误以为要“大”才能“强”，就忽视了“强”才是做大的真正前提。

　　他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一流大学，但美国人很少从上到下争创一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进步观充满着贪多求大的倾向，这样就使人们更关心‘包装’和‘标签’的价值而非‘品质’。”

　　他说，如果按国家资源投向来分，一流就是“985工程”的38所大学，其余近百所“211工程”大学只能称国内二流；而“211”以外的省属重点大学就是三流大学；那些省属普通本科学校统统属于四流高校；高职高专学校一律归为五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非如此一流就是质量差吗？非如此一流就是落后吗？非如此一流就不是好学校吗？事实并非如此，在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时代，真正优秀的高等学校有可能出在任何层次的大学之中，而我们的激励导向却忽略了这一点，使那些办学层次相对较低的学校陷入茫然。在国内，这类层次的学校还很多，由此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价值误导影响甚巨。其实，各级各类学校如能安于本分，不断超越自己，追求品位，则五光十色的“一流”指日可待。

　　跨越式发展：教书育人和学术生长只能加速而难以跨越

　　自“十五”规划编制开始有人提出“跨越式发展”后，此语频繁使用，出现频率有增无减。

　　董云川说，教育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虽然并非每一个环节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少走一个环节同样需要理由。从教育事业发展与学校管理来看，技术条件、方法手段、组织体系等外延要素无疑可以实现“跨越”，但是，从教书育人和学术生长来看，只可以加速而难以“跨越”。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进步过程中，专业学科、师资学术、教辅设施、实践实验，哪一个环节都不可以省略；在教学过程中，课堂、课程、内容、互动、研讨、答疑、习题、反馈，哪一个部分都不可以不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假设、命题、调研、实验、实践、验证、推广，哪一个环节都不多余。

　　“当‘十五’实现了规模上的跨越之后，‘十一五’应将用大量精力来对跨越之后的空白做补充，否则，很难可持续进步。”他说。

　　找准定位：初衷是理性的而结果是非理性的

　　“定位”是近来的流行词汇之一，人人都在谈定位，个个学校都在找定位。但董云川认为，“定位”的初衷往往是理性的而结果常常是非理性的。

　　比如，专科要升本科，本科要上硕士点，并举全校之力“跑”、“攻”博士点；教学型学校要变为教学科研型，然后再向研究型大学发起冲击；单科学院要多学科发展，之后一律走向综合化。

　　“虽然都说要冷静定位，但所有的制度政策均导向非理智的发展方向，使真正的利益和资源倾向统统归结于非理性的方向上而没有对理性选择有所保护。所有政策制度和奖励导向都是破除理性，导向浮躁，挺进高、大、全目标。”董云川说，即使真有院校愿意安于定位反而会有更多干扰，还会遭人耻笑。当代之所以欠缺原创性学术成就，成就不了风采各异的大师，是因为每一级学校办学的努力仅仅是为了下一次升级；而本来就在塔尖的学校则是为了独享政策资源而实现“马太效应”。贪多求大一定是外在逻辑牵引的结果。

　　他说：“在功利导向为主的潮流之中，院校规划需要回复理性，不要盲目追随其他学校的发展路径。此外，更需要政府资源投向能够与政策保持一致，切实保护、激励那些安于定位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