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4日，“坝上第一县”张北县再度知名度大增，该县的蔬菜被中央电视台曝光了———有菜农往无公害蔬菜上喷洒高毒高残留农药。
“张北毒菜”事件使得近年来隐约闪现的京冀“绿色争议”显性化了。事发后，除了多家新闻媒体外，甚至国家农业部也过问此事，派员到张北进行调查。
8月26日至28日，国家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农业局调查组对张北、沽源等县7个乡镇一万多亩蔬菜基地抽查发现，在14个样品中，仅发现一个蔬菜样品的农药残留超标。 而发现农药超标的菜地并未取得“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证书，通过认证的基地生产的蔬菜均未发现农药超标。
权威的声音，让张北乃至河北舒缓了一口气。“但是多少篇正面报道也难弥补此事件对张北蔬菜这个品牌的负面影响啊。”张北县一位政府官员说。
事情还不仅仅止于“张北毒菜”，此后的2004年4月，兴隆山楂果脯肮脏出炉又被搬上了电视画面。事后，兴隆县的山楂果脯被北京超市撤架，事后检测的结果，绝大部分山楂果脯卫生并未超标。而兴隆县众多山楂果脯厂却经历了一个多月停产整顿的“漫漫寒冬”；时隔不久，香河毒韭菜再次被京津媒体推上风口浪尖。韭菜身价一落千丈，众多菜农丰收成灾。北京市工商部门的抽样结果表明，17个样品均未检出国家禁用的剧毒农药。
“基本无事”的检测结果之前却被妖魔化为“毒菜”，谁来承担这个后果？这些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现代社会媒体的责任，不得不反思强势地区的规则意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河北？有关人士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认为，京津冀地缘相近、山水相连，这既是河北的优势，其中也潜伏着某种劣势。京冀有一定的经济互补性，近些年，我省依托京津市场发展了自己的蔬菜产业，但同时，京津都有自己的郊区，农副产品供应也很丰富，相同的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时，难免会有磨擦或遭遇壁垒。而媒体的介入似乎放大了这种不和谐音符。
频频发生的“绿色争议”已经提醒人们，在我省致力打造的绿色农产品基地的问题上，以往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地域优势，在一个市场大流通的时代，可能不再成为具有独占性的优势。交通主干线的畅通，使得山东、河南蔬菜一样可以做到当天进京。而鲁菜集约化的优势，我省远远比不上。此外，生活水平、环保意识的提高，也使得北京、天津在绿色食品的环保诉求上，与河北形成巨大的落差，“追不上”状态，让河北气喘吁吁。
尽管如此，张北、香河、兴隆的个别农副产品有了问题，不等于这些地区有了问题，进而甚至于“封杀”整个地区的产品。政府部门管理中的“甄别”是必要的，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法规，对弱势地区显然是不公平的。
“绿色争议”之外，河北与京津在生态补偿问题上，也在逐步消除差异，积极寻求共同之处。
事实就是这样，生态问题往往无边界、无区域甚至无国界。张承地区郁郁葱葱的人工林和青青草原在改变当地小环境的同时，也成为了北京、天津的天然生态屏障。只是，这些区域的人民为捍卫蓝天净水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我们的报道中，展示了这样的事实：大批效益高但污染严重的企业被关停，原本稻花飘香的水田必须改成旱作，习惯了草原上溜达的牛羊都要圈养起来，大面积的耕地退回到生态林地……
生态补偿的声音正在响亮起来。2004年9月4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湖北一个论坛发言说，一定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要用生态补偿来体现社会公平，使用环境付费应成为调整消费行为的杠杆，用生态补偿来调节区域贫富差距，让下游环境的受益者补偿上游环境的保护者。
而在我省，“生态补偿”也正在成为一个话题。尽管有些含混，但意见逐渐明朗起来，声音逐渐响亮起来。并且，正在由以往倡导性的话语，向着定量分析的方向演变。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在为这种付出寻找补偿的量化公式，而建立京津冀北生态补偿经济示范区的方案也提上日程。
北京一样意识到生态补偿的紧迫性，2004年8月24日，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建立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通知》，规定对全市深山区近4万山民每人每月补偿400元，使他们由“靠山吃山”变为“养山就业”。
如果北京的山水是独立、分割的话，这样的治理措施可能是有效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分割天空和流域。同一个行政区划内的不同区域需要生态补偿，不同行政区划的上下游之间，一样需要生态补偿。
惟有提高生态效益的共享性，才能让蓝天碧水真正成为流域内的公共物品。
（本报记者：胡印斌、王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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