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搜登站镇贫苦农民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下属血站卖血竟感染艾滋病毒。68名感染者将输血单位告上法庭，每人索赔金额40万元……

　　老朱扳着手指头在算，他们的生命几乎快到“尽头”了。他所在村子的部分村民在1985年至1994年，因为卖血而先后患上艾滋病。有专家告诉他们，艾滋病的潜伏期是2到10年。那么，即使按照患病的最后期限1994年计算，至今已经11年了。

　　“红树林之家”

　　搜登站镇距吉林省吉林市城区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这里三面环山，从吉林市向南的巴士行驶在皑皑白雪上，在山沟里一颠一簸。

　　老朱早早地等候在车站，记者刚下车，他已经笑脸迎了过来。老朱不是艾滋病患者，但他是附近几个村里艾滋病感染者的代表。10年前献血时，他虽然没有被感染艾滋病，却感染上了丙肝。

　　老朱家的房子还是生产队时期盖的，房顶的五星标志格外显眼，房门的旁边有两块牌子，大牌子上写着“吉林市船营区松花江家园”，小牌子上写着“红树林之家”。

　　老朱说小牌子是北京防艾协会“红树林”组织送的牌子。然后66名感染艾滋病的村民自发成立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园，地点就在老朱的家。这里也就成了二道沟村以及邻村闻名的艾滋病患者活动、聚会的场所，于是就有了大牌子的来历。

　　记者推门进屋时，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内挤满了人，大概有20名艾滋病患者围坐在屋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挺大的炕上也是或坐或躺挤满了人，还有一些人站在屋里。

　　“怪病”恐慌

　　2001年时，在二道沟村里，有两三个人得了一种“怪病”。

　　“村里有人身体发虚乏力，低烧，莫名其妙地消瘦，脸上出现疱疹，还以为是肝炎。”老朱说，“当时病人去医院检查，医院也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

　　其后又有人病发身亡，有人去吉林市防疫站查病，医护人员看见其胳膊上针眼很多，便猜测他卖过血，于是对他进行HIV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时候病人才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艾滋病。

　　直到二道沟村里陆续死掉十余名青壮年，邻村也有类似的病情发生，并且同样许多人相继死去，二道沟村的村民才得知那些人是因为患了艾滋病撒手人寰。这是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艾滋病”这个概念。

　　随后吉林市疾病控制中心就在村里进行大规模普查。据老朱回忆，2003年7月4日拿来化验结果，当时二道沟村还有邻村总共化验了104个人，其中大概有26个感染了艾滋病，还有几十个人感染了丙肝。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过渡期后，许多村民从恐惧中走了出来，开始思索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身染绝症。随着染病者从困惑走向清醒，一起长达10年的血站违规采血事件也逐渐浮出水面。

　　血站违规采血

　　事件始于1985年10月，搜登站镇经吉林省卫生厅批准，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搜登站镇卫生院联手建立了一家献血站。据了解，血站所采集的血液主要用做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血浆蛋白以及相关血液制品。

　　据村民回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在成立搜登站镇血站时，曾去过周围的村调查村内生产水平及人均生活水平，在了解镇内普遍生活收入低下的情况下，建成了血站。献血(也就是卖血)果然成为村民谋生的第二大手段。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献血队伍，上至60多岁的老人，下至20岁左右的小伙子。殊不知这时病魔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

　　根据一份原搜登站镇献血站员工出示的证据材料证实：“1994年初，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收购的大批血浆出口质量不合格，并发现大量的甲肝、丙肝，血站在同年3月8日被关闭。”

　　“血站建站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HIV检测。”二道沟村患病村民说，“血站用过的抽血针头就放在锅里蒸一下，甚至只放在一个大槽里消一下毒，然后就再给别人使用。我们不光被抽血，而且还被输血，每次抽400cc，提取200cc的血浆，剩余的对上盐水再给我们输回来。”

　　村民曾经撤诉

　　2003年8月，68名艾滋病感染者起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搜登站镇卫生院以及永吉县卫生局，每人索赔40万元。2003年12月8日，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令管辖决定，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这起案件。

　　修保律师是吉林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在2004年4月份时，修保受政府委托，为患病村民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这个案子调查取证特别难，在10年的时间里，时过境迁，况且搜登站镇血站早已被取缔，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修保在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后来，政府以社会定向捐赠的方式准备捐给68名患病者每人4万元，建议原告撤诉，走和解程序。老朱代表患病者和修保律师一再商量，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于是2004年9月7日，在搜登站镇的二十七中学校里，双方签字盖章，这起2004年的68名艾滋病患者索赔案以原告撤诉告终。

　　吉林市以及搜登站镇政府为那些染病村民实施了救助措施。

　　再举维权大旗

　　老朱的爱人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屋内窗台的一角堆着许多吊瓶。在老朱家旁边的刘丽家，记者也见到了同样的情景，输液瓶和针头堆满屋角。因为要治病，刘丽已经把房子卖了出去，现在和不是艾滋病患者的丈夫以及11岁的女儿相依为命，想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病，刘丽就忍不住流泪。

　　据老朱介绍，现在村里发病的有10个左右，今年死亡一例。

　　大绥河镇志新村，这里有患病者13人，目前镇里年龄最小的和发病最严重的都在这个村里。在老朱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病重的62岁老人牛长丽家中，老牛10月份时卧床不起，到现在每天打针，打吊瓶，躺在炕上不能说话，身体浮肿，嘴唇破裂，甚至连意识都不清醒。

　　日前，老朱他们已经联系好律师，想继续打官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据《法制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