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到深圳市“中华民俗村”搞表演已有几年时间了,但来自松桃自治县的田茂面对记者采访时,还是满脸的警惕和紧张。“他看到不认识的人就怕。”领班王刘红赶紧给记者解释说,“很多在这里打工的人随时都在担心被人骗,这是在家乡时一些负面信息被夸大后留给他们的阴影。”

　　在珠海市一家制衣厂务工才3个月的肖玉林告诉记者,他很庆幸在家乡偶然看到了招工告示。“中学毕业后,心里一直就想出来打工,但又不晓得如何出来,去哪里,一个人出去不要说家里人担心,自己也怕上当受骗。”肖玉林说,在他的家乡凤冈县王寨乡,很多想出来打工的人都有这样的担忧,尤其是一些女娃娃。

　　几个月前的一天,肖玉林到乡里赶场,恰逢他所在的这家企业委托当地政府招工,看到招工广告后他立即报了名,经过短期培训后,被送到珠海上班。“要不是看到那张广告,也许我现在还在家里等机会”。

　　记者采访过的不少老板都感到,“民工荒”的出现,除了大背景因素外,也和沿海用工企业与劳动力输出地之间缺乏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沟通不无关系。东莞一手袋厂老板举例说,今年他们曾到贵州等地招收农民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地方都有他们之前并不了解的大量渴望外出打工的闲置劳动力,但因为用工信息没得到及时准确传达,导致这些富余劳动力不能走出大山。此前他们也曾听说贵州有大量可输出的劳动力资源,但从广东和贵州的网络及其他媒体均查不到相关详细信息。他们试图和一些县、市劳动部门联系,希望能委托这些部门为自己招工,但很多地方却很难联系上。

　　有专家提出,用工企业和农民工之间信息“两头黑”现象,已制约了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及时有序转移。劳动力使用地和输出地的政府应积极建立劳动力供需精确信息网络平台,并及时主动实现点对点交流。

　　据调查,相对于早些年“民工潮”兴起时,大多数民工由政府组织输出的现象如今正好颠倒过来。我省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务工者大多以“亲带亲,邻带邻,老带新”的方式自发进行。面对用工地区的“民工荒”,贫困山区劳动力出不来的现实,政府作为却反而不如从前。

　　对我省劳务输出现状,长期身处用工前沿的我省某市驻东莞办事处主任认为,这是我省各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输出重视力度不够所致。据他介绍,在东莞市,近年来河南、陕西等省农民工输出数量逐年增多,后来居上,已远远超过了贵州。原因在于这些省近年来都专门组织人员前来东莞召开劳务输出洽谈会,而我省尚未有类似的动作。由于组织力度不够,贵州农民工外出基本上处于“散兵游勇”状态,近两年每年主动前来与该办事处联系的农民工不到20人。

　　“如果各地政府像抓招商引资工作那样重视劳务输出的话,我省农民工输出工作何愁没有新变化!”省内一贫困乡乡长如是断言。

　　“有一个政府机构在这里,就有一个稳定的劳务市场,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就有了自己的家。”我省在东莞惟一的县级政府劳务输出办事处———天柱县政府驻东莞联络处的主任陶绍煌认为:政府的重视可以使农民工“输得出,稳得起”。自1994年这个办事处设立以来,工作从未间断,该县输送到东莞的农民工逐年增多,与我省其他县的情况形成较大反差。

　　零散状态下贵州农民工群体由于数量不多,文化水平偏低,目前在珠三角尚未形成品牌效应,远不及川、湘、赣、桂等省区民工有“影响力”。

　　东莞一家权威人才开发公司老总坦言,贵州劳动力目前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因为黔籍人才输出数量少,有关信息不灵通,不像湖南、江西等省,用工信息相当发达畅通,所以输出的数量特别多。他告诉记者,作为珠三角地区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职业中介机构,这家人才公司经常到一些劳务输出大省举办专门招聘会,但从未到过贵州,原因是没有相关部门主动来找他们接洽;而每逢各级学校学生毕业时,公司都要接到湖南、江西等省相关部门希望前往招聘人才的邀请。

　　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秘书长王俊英认为,我省一些地方眼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宣传组织培训工作还不到位,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思想观念落后,缺乏积极性和责任感,认为劳务输出只富个人,不富地方财政,导致这些地方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无门,只得守在家中熬穷日子。

　　从2003年起,我省各级政府加大了组织农民工有序转移力度,今年,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意见》,意见规定:我省各级政府的驻外办事机构从今年起将加挂“劳务输出办事处”牌子,各地还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网络,将劳务输出列入考核目标,各县、乡镇也将建立劳动力资源、外出务工人员数据库,搭建省内与省外主要劳动力市场供需交流的平台。农业和劳动保障部门将有重点地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建立对口部门联系制度,并派人跟踪服务,随时掌握外出就业人员情况。

　　可以预计,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对我省今后的劳务输出工作无疑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赵拴 黄诚克 沈仕卫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