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们重回抗战的情境和语境，在全民如潮的纪念和愤激中，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触摸曾经的激情，感知历史的足音，担当民族的责任。

　　从潘家口水库水面望过去，山色空濛，可以入画了。

　　于是，想念喜峰口就成为了一种廓大的、正史和野史纠缠的混沌图景。正史说，1933年的喜峰口战役是长城抗战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划破云空的大刀片，最后还是没能阻挡住日寇前进的步伐；野史说，29军喜峰口一战成名，大刀队成为惩罚凶顽的利器，一直“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70多年过去，抗战胜利也已经60周年，意识中的那柄大刀，依旧宝刀不老，穿越苍茫的民族记忆，破空而来，愈来愈散发着沉稳的光芒。

　　那是一柄全民抗战的大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著名歌曲，正反映了全社会的情绪，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情绪。大武汉如是，太行山亦如是；滇缅路如是，正太路亦如是……一个遭逢大难的民族，每每在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激发出担当的力量。

　　这种担当，正是今天我们纪念那场全民战争的缘由之一。

　　还是在1937年11月5日，北平沦陷，市民罗德俊写下自己的感慨，封存在正在修缮的白塔寺：“……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

　　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先生曾一再强调，国人应该树立“战胜国意识”。何谓“战胜国意识”？我想，最根本的，还是国民对民族、对国家、对生民的一种担当。猝遭战乱而不惊，坚卓刚毅，自信自强，玉汝于成。

　　历史经由我们的眼睛。从市民罗德俊的这些陈年言语可以看出，“战胜国”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一群摇摆者组成的国民，大抵是散漫而迷茫的。正所谓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在贯穿了2005年一个夏季的寻访中，我们从那些散落民间的抗日英雄那里，从那些硝烟已经早早散去的古战场那里，深刻地感知到这种担当和责任。大山深处、田间地头，这些依旧顶着破草帽的乡民，默默生活着、也回忆着。亲身经历都已经演绎成传奇和故事，而他们，也因为种种原因，回归到出发之前的原点。

　　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我常常流连于黑压压的松柏战阵之中，有时，在白求恩那里站一会儿；有时，又到董振堂那里站一会儿。他们的故事我早已熟知，欠缺的只怕还是一个进入历史的通道，特别是怎样才能真切地感知到英雄史诗滚烫的温度？

　　忽一日，我良久立在一排排普普通通的烈士墓地前，那么多的墓碑，那么多的名字。顺着这些人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名字铺就的路，我知道，我接近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心灵史。

　　那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就是像陵园的无名松柏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义无返顾地前进；那就是无数的长眠换来陵园围栏外万丈红尘的喧嚣。

　　在那里，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马本斋。

　　后来，我又看到了献县民族英雄马本斋纪念馆哈光杰撰写的慷慨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亚洲，华夏大地未能幸免，短短数月，日寇铁蹄便踏遍中国半壁河山，中华民族处于亡国亡种的险境之中。于是爱国志士，纷起抗御，保家卫国。回族义士马本斋慨然举旗，历时七年，八百余战，拔城上百，歼敌逾万，谱写了一曲回族爱国的雄浑悲壮赞歌。”

　　历史的图卷猎猎展开，历史中的人物虎虎有生气，对于历史的感念重新充溢我的心头。于是，马本斋们引导我们珍藏起民族的心灵史，并时刻在身后推动着我们。

　　还有那位叫做沙飞的摄影家，世人感慨于其传世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动人佳话，但我更欣赏沙飞拍摄下的叶子像大刀片一样的高粱、巍然耸起的古长城，这些神采贯注的物体上，寄寓了丰富的时代信息和历史记忆。

　　2005年，我们重回抗战的情境和语境，在全民如潮的纪念和愤激中，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触摸曾经的激情，感知历史的足音，担当民族的责任。于是，我们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叙述：

　　1945年，中国胜利了。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套用一位诗人的话说，时间开始了。

　　这一年的8月15日夜，在沈从文居住的云南滇池边的一个小村里，一个60岁的加拿大老人彼得提了一个搪瓷面盆，一面发疯般地狂敲，一面满村子乱转，各处跑来跑去报信。那情景给沈从文留下印象十分鲜明，正如同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苑，微雨中从北平上空掠过时所得印象相仿佛。

　　“这是位于一场大规模人类战争起点与终点线上，两个并不壮观的微小景象。然而，在这条起讫点之间，却是长达8年的时间。填补这段空隙的，是万千人民的死亡流离，无数名城古都的毁灭，万千人民理想与梦的被蹂躏摧残，万千种哀乐得失悲欢的交替……”

　　（本报记者：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