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已近3年，预计2012年结项时将出版3200万字、长达近百卷的煌煌巨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浦树柔

　　从1644年到1912年，清朝历史前后延续了268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对近现代中国有很大影响。在我国，易代修史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但清朝覆亡已90余年了，至今仍没有一部理想的大型清史。民国初期编纂的《清史稿》存在许多历史局限和谬误。修一部高水平的清史，一直是史学界的心愿。

　　数亿元预算编纂《清史》

　　成崇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清史》编纂工程能够提上日程，《瞭望新闻周刊》作出了很大贡献，2001年《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对戴逸教授的专访《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在高层和读者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说真正开启了这一宏伟文化工程的序幕。此后至2002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从学术、人才、资料积累、国家财政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 2002年8月正式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召集会议，确定了指导清史纂修工作的五点意见，提出“编纂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说，修清史是百年盛举。他说，“修清史，可以说是一代盛举。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按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计划，2012年，一部全新的、3200万字的大型《清史》，将展示在世人面前。

　　如何保证新修清史的质量，如何编纂成“传世之作”？成崇德说，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把戴逸先生的“质量重于泰山”当作不成文的最重要规则在遵守和执行。

　　按照清史编纂委员会提交的财务预算，到2012年结项时，总投资达数亿元，已经得到国家的批准。如此之大的文化工程投资，可算是史无前例，为高质量完成修史工程提供了最充分的物质保障。

　　《清史》样稿的编写过程

　　历代修史都专设有“史馆”，如今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编纂委员会采用了全新的研究机制——整个清史工程实行项目制和项目负责人制，项目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委托和招标等方式进行，体现了“公正、透明、竞争”的原则。成崇德拿出“典志组”的一项水利志——《灵渠（附相思埭）》的试写稿解释说，这是水利志第一阶段成果的一部分，正文大约3000字，该稿内容全面、逻辑清晰、叙事简明，文字洗练，较好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基本符合《清史典志编纂细则》的要求。

　　随同试写稿提交的还有《撰写〈灵渠（附相思埭）样条〉的几点说明》，简明扼要地交代了与该试写稿内容有关的研究现状（包括《清史稿》、《新清史》和现有的论著），史料来源、发掘与利用，以及关于试写稿的谋篇布局、材料取舍、详略安排等方面的考虑。

　　成崇德说，修志须从编写长编或资料汇编做起。应典志组的要求，作者周魁一先生和他的课题组整理并提交了《灵渠（附相思埭）一节之长编》，约16000字，字数约为试写稿的5倍。该长编囊括了有关灵渠及相思埭的档案、文献、碑石以及地方志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均为撰稿者日积月累，勤恳梳篦发掘而得，每条之下都注有确切的出处，没有一条是转引他书的，没有一条为陈陈相因的次要史料，整个长编先按类列出“丛目”，重要的“丛目”之下又按时序排比史料，年经事纬，显然对汇集的资料已作了初步加工。作为最终成品的试写稿，其实是从长编反复删削、精心加工而成，这一切都颇合司马光所创、为后世史家奉为圭臬的长编之法。

　　在提交试写稿以后，周魁一先生根据典志组联系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对试写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并于最近提交了《灵渠（附相思埭）改定稿》。典志组聘请来新夏、陈其泰等几位史学史专家对上述成果作了书面评议。

　　每个稿件的学术性都极强，要经过一、二、三、四级专家反复修改方能定稿。参加编纂的二级项目专家均需全力收赴、日以 继夜地工作。每位专家负责5—10个三级项目，并要确保提出正确修改意见，因此他们本人首先必须是相关领域的专家。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1000多位专家参加清史纂修工程，港澳台有20多位专家参与；美、日、德、俄、英、法等国的近百位学者参与了清史基础类项目。

　　千方百计保证新修清史的质量，已成为所有参与学者的共同心声。成崇德讲述了这样一件事：2004年底，他在扬州参加《典志朴学志》大纲的研讨会。《典志朴学志》的主持人祁龙威先生高龄83岁，发言感人肺腑：“受命以来五个月，夙夜忧虑，一因学识不足，二因暮年余日无多，深恐有负委托，对国家修史造成损失，愧对古人，愧对后世……”今年春天，成崇德受戴逸主任委托，到台湾邀请一位老先生出任《乐志》的主持人，三次拜访，老先生讲了参加修史的三个条件：其一，晚年能有幸参加国家修史，是一生最大的幸事，不知戴逸先生是否看得上他；其二，要看看参加修史者的水平，如果水平较低，将拒绝参加；其三，如果主持和参加者水平太高，自己不够格，也不参加。这位先生看完典志组的凡例，编纂细则和个别大纲、试写稿后，惊叹大陆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惊叹祖国国富民强，繁荣昌盛，表示毕余生所有力量修好乐志。

　　突出学者修史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修史大多由宰相牵头出任总纂，当朝政府直接干预修史重大事务。

　　此次新修清史与以往不同、且令清史编纂专家感触颇深的是，中央政府尽管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但在具体修史方面则给予了最宽松的学术环境。据成崇德介绍，从体裁体例的讨论确定、项目的论证立项、项目主持人的招标遴选到每个项目如何进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何评价等等，中央领导从未干预过。

　　“虽然是国家修史，但是不能等同于过去的‘官修正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说，“过去的国家修史都是统治阶级意识下的官书，我们现在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要做一部真实、科学的史书。”

　　2003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召集开会，指明由戴逸教授牵头编纂清史。清史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孙家正说，戴逸是一面旗帜，这次修纂就是要突出学者修史。

　　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激发了修史专家全力修一部高水平清史的信心。

　　戴逸说：“近六百年来，国家修史只有四次。第一次是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福临下令修明史，经康雍至乾隆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北洋政府下令修清史，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第四次就是纂修清史工程，可谓百年不遇的盛举。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最大的幸事。”

　　实际上，清史编纂工程能够正式启动，戴逸多年来的奔走呼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纪之交，戴逸目睹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大好形势，这位历史学家心潮奔涌，他接受记者采访、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呼吁盛世修史：“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皆已成熟，应把握机遇，促成这件文化盛事。”

　　戴逸以“板凳须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潜心学术研究。他20多岁起就从事中国近代史包括晚清史的研究与教学，32岁写出4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文革”当中，他从1973年起用4年时间写出《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从此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同时主编了《清代人物传稿》(下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逸又把研究重点转向清代边疆开发及乾隆时代，后来又主持编写《清通鉴》、《清史编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著作。他本人发表的400余篇论文，涉及到清代历史的方方面面。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

　　清史编纂分为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两个部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设计了两个工程的总规划，预计完成全部工程需要10年时间。

　　根据安排，2002～2003年是讨论、确定新修清史的体裁体例。戴逸说，“清史编纂工程的总体设计是编纂体裁体例，它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编纂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体例体裁调研小组，编制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最终确定了清史编纂的框架和结构：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与传统史书体裁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比如通纪、图录在以往正史中是没有的，即使在典志、传记和史表的设置上也有不少突破、创新。

　　戴逸的学术秘书刘仲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种学术创新的意义不一般，它不仅促使人们对传统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现代的章节体等史学体裁进行深入思考以及重新吸收与结合，而且有助于深入思考如何从更整体的角度上反映清代历史。

　　2004～2005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立项,并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项目主持人。成崇德说，主体工程已确定分为93卷，下分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个部分，目前已经立项近130个，估计最终还会增若干个。每个项目由一个主持人负责，均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最著名的学者和学科前沿代表。

　　2006～2009年为初稿写作阶段，2010～2012年为清史编纂委员会总纂组修改和定稿阶段。

　　成崇德说，通纪部分区别于过去的“本纪”，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记事，而是关于整个清朝一部300万字的通史。因此可能是最有可能创新也最难把握的部分，一共8卷，由9位主持人来负责，要求准确把握记述清朝的兴、盛、衰、亡，社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大势，找出内在规律。“传记”要纂写清代对国家和社会有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科技、教育文学、艺术、中外名人等3000多个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史表”要以表的形式体现清代的社会、经济、人口、职官、皇族世系和社会动态变化。别有新意的图录部分则是过去的“二十四史”中从未收录的部分。以图正史，以图补史，要建立数十万张清代图片数据库，再编纂出版一批精品。

　　在主体类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基础、辅助类项目也取得初步成果。清史编委会先后成立了文献组、档案组、编译组及研究丛刊编委会以及出版组，相应编辑出版了《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和《研究丛刊》。到目前为止，档案整理共立项15个，涉及档案60余万件，包括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西藏地方档案等。档案类项目的《档案丛刊》现已出版5种108册。目前文献整理共立项34个，最终成果总字数超过2亿字，其中超过1亿字的项目有《清代诗文集丛刊》，超过一千万字的项目有《李鸿章全集》、《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张之洞全集》、《袁世凯全集》等。编译类共立项9个，涉及与清史有关的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档案文献。已组织翻译、出版《编译丛刊》9种10册和《清史译丛》2辑。

　　当记者问及清史编纂过程中出现哪些学术热点讨论时，成崇德说，真正关于学术热点的讨论要到2006年才会出现。比如关于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问题，有外国学者测算说，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为23.1%～32.4%，年均增长0.85%；而同期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为23.4%～26.6%，年均增长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的经济规模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首，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拘大小，具体负责修史的专家都得仔细考证，要获得第一手历史资料，不能人云亦云。

　　至于历来为大家所关注、也是众多影视作品炒作的“太后下嫁”、“雍正继位”等清朝谜案，也是《清史》编纂中绕不开的学术问题，将来的《清史》会采取适当的方法比如“考异”等处理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