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周报 团结一心讨工钱 本报首倡“全国媒体联合追薪大行动” 2002年，一位叫孙恒的河南青年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义务为工友们演出上百场，唱《团结一心讨工钱》，唱《打工打工最光荣》,在城市最底层放歌，他感动了许多人。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 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办法，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这些年来，这首让人感动和心酸的《团结一心讨工钱》从北方流行到南方，在民工中产生了共鸣，除了是精神上的一种释放，他们还在诉说什么？ 又快到民工兄弟们准备赶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了，要是拿不到工钱，他们怎么回家？ 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民工兄弟们来到城市，凭自己的体力和劳动，赚取每一分血汗钱，他们住在工棚，心里想着妻儿，舍不得花钱坐车，甚至打个电话。 过年了，他们期待着将捧着沾满自己汗水甚至血迹的工钱交到妻子手上，做来年春耕的本钱，做孩子读书的学费，做修房子的资本。可是，他们常常拿不到应得的工钱，或是因包工头恶意拖欠，或是因有关部门借口推脱。而每年到这个时候，媒体总会一次次地接到民工的求助电话，讨工钱的一幕幕场景在每个年关总要无奈地上演。 尽管我们的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但形势仍不容乐观。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9400万人，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人均1000元左右。 为了让天南地北的民工兄弟们拿到他们应得的工钱，开开心心回家过年，由湖南经视《法制周报》牵头，新浪网、《财富时报》、《信息时报》等知名强势媒体记者加盟，联合开展追薪大行动。如果民工兄弟们有什么困难，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将帮助你们依法维权！ [联合追薪媒体] 新浪网 www.sina.com.cn 都市一时间 湖南 记者邓凯文 手机：13786195575 热线：4802110 经视新闻 湖南 记者刘航 手机：13077357901 热线：4802802 《法制周报》湖南 记者符嘉宝 热线：0731-4802117 手机：13087316059 邮箱：ddddy@126.com 《财富时报》 北京 记者毛启盈 热线：010-51189963 手机：13146153618 邮箱：maoqy@21ft.com 《信息时报》 广州 记者唐毅 热线：0757-83636868 手机：13189663098 邮箱：moyidian@163.com 追薪一 一个包工头的躲债生活 “白白做了一年，工资欠了五载。老人病了无钱治，孩子因此辍了学。”2005年12月18日，湖南石门的张维权等20余人，来到《法制周报》编辑部，反映他们5年前的20多万元工钱一直没有拿到,希望本报依法帮他们讨回自己的血汗钱。随后，本报记者前往调查采访，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包工头到银行贷款发工资 张维权告诉记者，他和同伴都是常德市石门县雁池乡的村民。2000年12月开始，在石门县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做事，修建该乡的乡中学。当时合同商定，房子在2001年7月底完工，所有工资和材料款在2002年底全部付清。因为想到是为自己的乡里修学校，乡政府确实有困难，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但房子修成后，几十个农民兄弟的工资竟然没有着落。 到了2002年底，他们找到带他们做事的小包工头沈楚群，沈楚群便到处找关系到银行借了几万元钱，付了一小部分。沈答应过了年关，就向乡政府要。可是这笔钱却至今没有拿到。 这几年一到年关，沈楚群就到处躲债。王银花告诉记者，他丈夫也是民工之一，家里一对老人有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但这笔钱一直没拿到，后来丈夫犯了病，没办法就来找沈楚群。 年关时节到处躲债 沈楚群告诉记者，从1998年开始，他作为石门县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带领一帮人先后承建了雁池中学教学楼和宿舍附属工程。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工程结算款一次性全部付清，其资金来源是县财政拨款。现在工程早已按期验收并交付使用了7年多时间，仍欠着36万元工程结算款。 沈楚群向记者出示了一摞资料，里面有各级领导的批示，还有合同书：“这些年过年我家都不敢回。银行找我要钱，乡亲找我要钱，我的亲戚朋友也找我要钱。” 当年因为工人们和材料厂家逼得急，他找银行借了10多万元，又找所有的亲朋戚友借了10来万元，以为不要多久便可还。没想到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钱依然还不上。 12月9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接待了沈楚群等人的来访后，将意见转到了石门县人大，要求石门县人大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解决拖欠多年的学校修建工程款。 沈楚群和民工们回到了石门县。“乡县政府之间互相踢皮球，县政府要我们找乡政府，乡政府要我们找县政府，我们又不知道找谁了。我不知道今年的年又怎么过！” 县政府十分重视 2005年12月21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石门县负责该工作的副县长张音。张副县长告诉记者，早在12月15日，他就看了沈楚群等人的报告后批给雁池乡政府，要他们妥善处理。他告诉记者，对于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县委县政府也十分重视。 雁池乡政府党委书记佘宏建告诉记者，这笔钱还是普九时修学校欠的。当时的想法是从村民的身上收取教育附加费，他有个两三年就还掉了。可是后来两费取消，乡政府就再也没有经济来源，根本拿不出钱来。 追薪二 128次讨不回1万元 2005年12月30日，天下着雨。湖南望城县丁字镇农民张国凡拖着带病的身子，提着一袋子的材料，来到长沙讨取7年前的一万多元工钱。“我已经来了128次了。约20元钱一天的工资，我们做了一年多，欠了整整7年了。”张国凡是一个老实农民，说话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时，他手里捏着一个包子，因为有一部分已送进了嘴里，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 张国凡是望城丁字镇农民。1996年，他来到长沙汽配厂做维修工。因为他一天能赚到20元，村里人很羡慕，便央求他带他们一起做事。村里6个伙伴也来到厂里做事,约定每人每天工资19.7元。 一开始付钱也很及时。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拖欠工资，说是年底一起给。但到1998年9月，他们的工资一共已欠到11000多元，去要却没有要到。万般无奈，张国凡和老乡们只好辞工。 到了1999年，还是要不到钱，乡亲们不干了，因为是张国凡介绍的，都只向他要。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张国凡到银行借了贷款，将几个伙计的钱还清了。因为张国凡家中的情况本来就不好，又添上这一笔债务，更是雪上加霜。几年下来，他背上了6万多元的债务。 从此，张国凡便走上了讨薪之路，往返于长沙和望城之间。2000年，张国凡来到汽配厂要钱时，发现该厂领导换了，原来长沙汽车配件厂已宣布破产，债务转给了金谷实业有限公司。张国凡又找到当时的会计，会计告诉他，在登记破产财产时，虽然公司宣告破产，但张国凡等人的工资因是民工工资，不属破产财产，必须偿还。张国凡往返100多次，后来的公司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脱。 2004年底，张国凡的遭遇引起了长沙市委领导的重视。2004年12月3日，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还在刊有此文的“长沙舆情快报”上签了意见，要求调查处理。张国凡又找到当地望城县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中心的同志跑到金谷实业有限公司，公司还是说要法院签的意见，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7年来，我磨破了不知多少双鞋子。”张国凡这样描述讨薪的过程。熟悉张国凡的人都很同情他：“这个人太老实了。这笔辛苦钱也确实应该给他。” 7年了，128次，这一万多元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吗？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当事人，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正义感，不让张国凡这笔旧账拖到他讨第129次，让他也能安然开心地过一个和谐快乐的春节。本报见习记者 符嘉宝/文 伏志勇/图 对话“讨薪专家”孙武胜 3年追回600万 孙武胜，陕西农民。2003年，他帮助农民讨薪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成为民间的“讨薪专家”，曾经走上中央电视台和名主持王小丫面对面讨论“讨薪”。那么他今年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形？他又有什么样的举措？他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朋友有什么话说？对拖欠工资的老板又有什么金玉良言？2006年元旦前夕，记者专访了孙武胜。 包工头成“讨薪专家” 在2005年12月8日至10日，这几天记者每天数次拨打孙武胜办公室的电话，都是显示对方占线。后来终于打通了接线者却回答：“孙老师正在和一些客人谈话。” 12月10日22时记者终于和孙武胜约好只谈一个小时。 简单几句寒暄，记者发现孙武胜和昔日的讨工钱“包工头”，已经大不相同，而像一个久经法庭“战场”的律师。他滔滔不绝地给记者讲述如何为农民工讨工资、农民工如何避免被欠薪、农民工何时不用再讨薪……这些都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而没变的，是他的热情、纯朴、执着和那口浓重的陕西口音。 曾想绑架欠薪者的孩子 回忆起10年来的坎坷路，孙武胜感慨万千。 “在要不到钱的时候，我也曾有过过激的想法——他们可以绑架我的孩子，我也可以绑架他们的孩子。我甚至想好了怎样去买炸药，怎样去炸大楼。但是，当我想到我的老婆和孩子，我退却了，这样做了钱还是拿不回来。”孙武胜说。 1995年3月，孙武胜领着十几个人到西安某建筑公司打工，本应该得到2万多元的工资，最后却连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从1995年到2000年底，共有9家单位欠他和工程队的工钱8万多元。为了要回这些钱，孙武胜路费花了不少，时间耗费了好几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孙武胜说，那几年间，每逢过年过节，只要他回家，就有人到他家里要工钱。无奈，好几个春节孙武胜都是在外流浪。1999年大年三十，3个农民工为了讨要总共2000多元的工资，竟把他12岁的儿子绑架了。再次见到儿子的那一刻，孙武胜发誓，一定要把别人欠自己的工钱要回来。 一个月20天在法庭 孙武胜第一次打讨薪官司，是到西安市碑林区法院起诉一家建筑公司。由于经验不足，此案先后进行了4个“回合”。2002年8月，他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及利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打赢了9场官司，要回了自己的8万多元血汗钱。 孙武胜告诉记者，最忙碌的2004年10月，在22个工作日中，他有20天在法庭上度过。“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都向我咨询，接电话最多时，一个月达到了2508个，平均每天80多个电话。” 据孙武胜统计，3年来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打官司300多场，为农民工追回工钱600多万元。 2004年5月以来，“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挂靠在西安市劳动局和民政局下属的西安天与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目前，孙武胜的工作室有10多个志愿者，都是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10余次上了中央电视台，为全国农民说法，和王小丫面对面纵论天下民工，也有幸成为2005年度央视年度法制人物的提名候选人之一。但是，我做的工作对整个国家的农民工来说是杯水车薪。”孙武胜很低调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 孙武胜维这样说：“因为我相信政府，所以我人生的目标不仅仅是为农民工讨回几个工钱，更重要的是帮助政府普法，只有农民工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不会再出现讨薪风暴。” 本报特约记者 毛启盈/文 记者手记 谁在剥夺别人的快乐权 自从温总理过问民工工资问题后，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都知道民工工资不能欠。为什么不能欠？因为直接影响到其“官位”升迁。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就湖南省来说，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单位已越来越少，这一方面得力于中央的政策和各级政府的领导；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老总们也很配合；还有一点就是民工们开始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一些“老欠”却总是在那里作怪。每到年关，各种追薪的报道此起彼伏，而各种不成功的追薪也屡有所闻。看来，要真正让民工们开开心心过年，我们的政府和职能部门还要加一把劲，旧账老账一起算，真正理解到民工工资不该欠这么个道理。让一切旧账随着旧年的结束而结束，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我想，不拖欠民工工资，同样包括不克扣民工工资。克扣民工工资，是另一种对民工工资的拖欠。我们的政府和职能部门同样应该对其进行制裁，社会才会真正和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好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或者个人总是言之切切，好像欠钱的道理十足，而被拖欠者反倒没理了。像常德石门县雁池乡，在记者采访时有关领导就叫苦不迭，一句话‘没钱’。我们无法指责他们什么，但作为为民执政的地方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什么遇到了实际问题时总是推脱？现在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做人要厚道。我希望我们的开发商也好，包工头也好，在对待民工的工资问题上，厚道一点，少找借口，早点将他们的血汗钱付给他们。 欠薪者，不管是恶意的也好，善无奈的也好，都该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自己开心过年时，别人也有权也应该拿到他们应得的报酬快乐地回家，开心过年！我们谁也没有权剥夺别人的这份快乐与权力！谁也没有！ 本报见习记者 符嘉宝/文 律师支招 依靠法律 勇敢追薪 对于如何依靠法律，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追回自己的薪酬，2006年元月3日，记者采访了本活动法律援助律师，湖南辰邦律师事务所汤志文律师。 汤律师说，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在我国，工资是劳动者生活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严重的企业欠薪，逼得个别民工采取“跳楼讨薪”的行为，应反思是不是制度上出现了问题。 从《破产法》的破产财产优先清偿企业所欠职工工资有关精神看，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视，高于对国家税收的征收。但在日常管理中，法律规定税务部门有权对欠税企业查询、冻结其银行账户，对其罚款，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等，与此相比，法律对劳动者最基本的获得报酬的权利则保护不力。由此来看，作为弱者的农民工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建立追讨欠薪的强制机制。事实证明，只有健全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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