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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记者 杨振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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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是好米----黄河水浇灌出的无公害大米；促销者是名人----著名全国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和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兼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等；价格不贵----比市场上的“无公害大米”差不多便宜一块钱，但米愣是买不出去。在北京，10吨大米叫卖一周，只卖出100多斤。大米因何滞销？在滞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困局呢？记者走进这些大米的原产地欲探其中之谜。
市场：“卖大米，卖大米，卖大米何其难矣”
“听说温院长、何（副）县长亲自帮我们推荐大米还买不出去，我连续两宿都睡不着。”1月6日下午，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农民范振宇焦急地说，“要是今年卖不好，今后谁还有信心搞无公害大米？”他是这个村的会计，又是成立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南马庄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的会长，重负在肩，他对这件事格外操心。
让他睡不着觉的是从北京传来的坏消息----他们于去年12月25日运到北京的10吨大米按每斤2.5元的低价叫卖了一周，却只卖出100多斤。要知道，为卖这些大米，他们动用了能动用的几乎所有精英：著名全国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亲自在网上发“推荐信”，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兼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更是召集同仁朋友开起了促销会。他们村里的两个能人张砚斌和付玉平也受命进京蹲点卖米。“眼看春节逼近，再卖不出去这年都过不舒心。因为大家都盯着我们这个‘大事件’的结果呢。”而他们需要出售的无公害大米远非区区10吨，而是有800吨之多。这是该村230户村民的辛勤成果。截止记者发稿的1月6日，这800多吨无公害大米才卖出了60多吨。
与他一样着急的是首倡兰考“新农村运动”及无公害大米生产的何慧丽，去年12月25日深夜，夜不成寐的她写下了《“卖大米”行动之忧喜录》，对两个月的卖米经历进行了盘点。文中，她写下这样一句话：“卖大米，卖大米，卖大米何其难矣！”
产地：“‘无害米’打不过‘有害米’天理不容”
“‘无害米’打不过‘有害米’天理不容！”一说起无公害大米难卖的事，南马庄村民耿胜利气愤地说。他是这个村首批种无公害大米的农民之一。说起无公害大米的好处，他如数家珍：“普通水稻有虫子时都打有机磷等剧毒农药，农药残留高；施氮肥过多，硝酸盐含量高，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坏影响。我们的大米都是按国家无公害标准生产的，用的都是生物农药，没有残留。现在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对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性要求也应该提高，吃这种无公害大米应该是大势所趋，咋会这么难卖呢？我真是想不通。”
与他一起种这种无公害大米还有本地的309户农民。他们之所以干起了这“人老八辈子也没干过的事”，缘于一个叫做“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的诞生。2004年，何慧丽在兰考搞“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得到了兰考很多群众的追捧。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是其中之一。当年7月10日，他被安排到河北定州参加宴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8月，他又推荐村里4名村民参加了何慧丽在兰考组织的“新农村建设”培训。在与何慧丽多次接触沟通后，张砚斌与村民们决定成立一个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9月16日，在本村48户村民的簇拥下，“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的牌子终于挂在村里一间被装修一新的农房门前。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搞资金互助。但如何发挥本村的优势，让村民们得到更大的实惠呢？有着农艺师中级职称的范振宇想到了提高本村特产----黄河大米的品质，搞无公害大米种植，以填补市场空白。
这一想法得到了何慧丽、县农业局领导和许多村民的支持。毕竟绿色食品是当前消费时尚，只要东西好就不愁没人要。于是2004年12月10日无公害大米协会（下称“协会”）正式成立了。范振宇被推选为会长。牌子一打出去，这个仅有350户村民的小村便有180户村民前来报名加入。这就决定着村里将有2000亩左右的地会破天荒地产出一种迥异于以往作物的东西。
“‘无公害大米’几个字说着容易，种起来严格着呢。”耿胜利回忆道。严格在“四统一”：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供农药、统一出售。种子是协会从新乡农科所精选出的最新品种，肥料必须配方施肥、高微量元素，农药必须是生物农药、不能用含有机磷的剧毒农药。“这生物农药打上去不像剧毒农药杀虫那么快，往往得过两三天虫才死，有些村民便偷着用起了剧毒农药，协会得知后便宣布这些村民的大米不属无公害，协会不负责卖了。这样被‘赶出’协会的农户有80家----协会在这上面硬着呢！”
不仅如此，协会还申请无公害大米的产地认证和产品认定、申报了商业条码、注册了商标。这样，千百年来湮没在中华大地数以百计不同产地的大米堆中的“兰考米”有望得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称呼“鑫合”----“新的合作社”的简称“新合”的谐音。可喜的是与此同时，这个村也带动三义寨乡建成标准化无公害水稻基地3万亩，并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2005年示范基地。
“就像一个孩子，生前就格外注重营养、不让身上存一丝毒素，生后就入了户口，起了个亮当当的名字。这样的孩子咋会不健康，咋会不讨人喜欢！？唉，这么好的米大家应该认可的呀。”村民周永利动情地说。
销路：“出门才知推销难”
一直习惯于在田间地头坐等米贩上门收购的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销售组的几个人从来没有今年这么委曲过。“一出门才知道搞推销这么难，简直是险相丛生，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
由于在村民入协会时就承诺过统一销售，且在收购会员稻谷时就按每斤米多出市场价5分钱的价格给会员直接支付了米钱，同时许诺等到年底大米销完后再按利润的70%返还给会员，所以协会必须尽快将大米售出，如期兑现承诺。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他们实在承受不了市场的谲秘多变。
岂料刚进入市场，协会便遭遇“洛阳受骗”。11月中旬，大米刚上市，正当协会寻找销路时，洛阳银基商贸有限公司表示愿要20吨大米。这可是笔大生意，协会立即按该公司的要求于11月18日将大米送到洛阳，但到后情况大变，原先对方答应现金交易的付款方式变成了银行电汇，且汇出后三天没收到，问对方时被告知会计没得到好处根本就没汇款，表示当天再汇。当天上午11时，会计拿着汇款单说汇过了。协会又等了三天，发现钱仍没汇到，再问时被告知账号记错了，汇到其他地方了，不能二次付款。又拖了三天，他们才承认公司没钱，根本没汇款。此间对方还勒索了协会几千元钱。最后协会识破骗局，设法将大米要了回来，但这一番折腾，协会损失不小，按何慧丽的说法，是“损失足有8470元，幸亏把大米拉回来，否则损失的将是7万元外加无穷无尽的精力、心力磨损。”
除此之外，进超市之难令他们心寒。因为大小超市都要押金，小的最低是5000元左右，大的最低是三万元左右。还有占柜费，还得有押货期，有的押货期长达半年到一年不等。农民来年的春耕靠的就是这有限的回转资金，哪里有钱押在这上面呢？令他们惊讶的是，当他们拿出农业部认证的无公害食品证书时发现，相当多的大米几乎都能弄到相关证书，同一种大米有不同的包装就可以弄到相应的认证证明，在这方面根本体现不出他们的优势。“没想到北京的市场和河南一样，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工夫才得到这个认证，可他们怎么随便就可以做到呢？”张砚斌对此既失望又无奈。要知道，张砚斌们是对自己大米的无公害品质深信不疑的，但别人的是真是假，“只有鬼知道”。而且据张砚斌介绍，由于第一年进行无公害种植，经验不足，水稻减产17%，再加上生物农药比普通农药贵，同时还要承担1400多元的检测费用和产地认定费用，大米的成本实际上上升了。他们根据市场调查，把米价定在了每公斤5元（每袋5公斤），虽然在无公害大米中只是中等价位，但是由于没有品牌知名度，价格本身也影响了销售。目前，这10吨大米无偿存放在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由一些高校志愿者帮着他们两人推销、保管。由于宣传不力，一周时间才卖掉100多斤，“看着成堆的大米处理不了，我真急得想哭。到1月5日，我这儿才卖出2吨多米。”
北京情况不妙，郑州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去年12月6日，协会在郑州市二七区苗圃社区开设的售米点正式开张，但时止今日当初拉到这里的10吨大米才买出去6吨，且一斤才卖1.9元。与最初设想差距很大。“可能是这个社区比较偏，且附近市民的富裕程度不是很高吧？问家多，真正的买家少，很多人都问凭什么说这米无公害？把证书拿给他们看，他们说这东西造假的多了。唉，弄得人哭笑不得。”在此蹲点卖米的周孟奇说。
“光依靠在苗圃社区零售不行，每天大概是几袋米（5公斤装），有时两、三袋，有时五、六袋，实在是连两个人的生活费都顾不住。不是去的人不多，而是问家穷人较多，他们一来问都觉得贵；一开始每天问的达百余人，但我们的人不大会营销技巧，另外主要是经营的东西单一，这样的大米大概是比普通米高2、3角钱每斤，他们将信将疑，有的说：现在还有什么是真的呢，除了娘是真的，爹都未必真！”何慧丽如是说。
没人才也是销售一大难题。有人戏称，现在协会的状况是：老弱病残的多，支书张砚斌把协会的60多户从头数到尾，发现能出来跑的，不迷失方向的，会把话说清楚的、见了一些不良之人不能被骗的几乎难以找出几个人。连找个口齿清楚的、会不厌其烦地向顾客介绍产品的人都很难。张支书曾想让协会某个老实人来看店子，结果那人一出郑州火车站就迷了方向，找不到地，还不知道打电话，就又回去了。张支书原是个兽医，每天赚个百元不成问题，现在没法干了。一心一意跑大米的事。
政府：“整合民间资源应有作为”
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兰考大米”在兰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一名兰考县委的官员说：“不算‘名产’。花生、泡桐和大枣是‘兰考三大宝’。大米还排不上号呢。”据说原因是由于大米在兰考所占比重很小，全县仅有4万亩稻田，其中3万亩在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所在的三义寨乡是该县唯一一个大米主产区。因此，这个大米协会是该县唯一一个“四统一”的专业性组织。“由于水稻面积小，在全县没有形成气候，远不像原阳那样有规模效应。因此，进入不了县政府重点关注的视野。”
“好在大米能放一阵子，不像西瓜等时令蔬菜，要是像中牟瓜农自己种自己进城卖的辛苦劲，我还不叫累死呀？”南马庄村民周永利说。他说，没有协会时，他们的大米早早晚晚也能卖掉，但由于“都是大路货，大家都一样，米贩们压价很厉害，1
斤米才卖一块二毛钱。如果无公害大米的名气大了，我就等坐在家里数票子了。不知道政府咋没早想到让我们这么做？”
“搞无公害大米生产，（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在整个开封市恐怕都数第一。”兰考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许海涛说。他提出，从区位上说，三义寨大米与毗邻的开封县大米水源、地源、气候情况完全一样，只不过开封县大米生产面积大。但从无公害大米上来讲，小小南马庄村的思维显然超乎开封县，从长远发展上看，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绝对能供不应求。到时恐怕会有新一轮的“开封县大米”和“兰考大米”品牌之争。在这上面，政府应有远瞻之明。
“起初我们搞合作社、协会时，何（慧丽副）县长主张村干部不要参与，主要是怕群众有政府牵头搞大轰大翁之嫌，可在实际操作中，还得看村里干群关系处得怎么样了，像我们村群众就积极拥护干部参与进来。”范振宇说。“其实无论合作社还是协会，工作手段无非是整合民间资源，把散落在民间的人力、地力、财力集中起来使用，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兰考县人大一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我干了十几年乡镇工作，最后得出一点教训：习惯于听命于上级，照章执行的多；基本上没考虑如何整合民间资源，像南马庄的作法实在具有超前性。但在销售上，地方政府能做的实在太少。市场无情呀，让农民既搞生产又搞销售，不符合市场营销规律。协会的探索有积极意义。”
对兰考大米卖难背后的深层原因，何慧丽分析道：“没有人给‘新农村建设’卖大米之行动准备好干部、人员队伍力量和环境，但是任务已经摆在了面前。我们没有卖过东西，农民何曾顺利地进过市场？‘新农村建设’的秀才们、农民们联起手来如何应对市场这个难题，事关我们这几年的理念能否在大地上生根发芽之大局的进展。”
出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一个新产品，想一投放市场立马畅销是不可能的，市场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这个我们懂。”范振宇说，“但是如何净化绿色食品市场，让真正的绿色大米脱颍而出是政府的分内工作，绝不应让真假难辨，影响消费者购买时的判断力。”
“人们一直在说生产、流通环节要讲诚信、讲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消费者不是不也应讲诚信、讲文明呢？”何慧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就是说消费者也应能辨别商品的真假，要选择真东西、好东西，这不仅仅是买不买无公害大米的事。消费者是否也可借鉴我们合作社的形式联合起来，购买真东西呢？”她进一步提出：“南马庄的大米是没有人要吗？不是，每天在南马庄附近的加工店等米的商贩不计其数，问题在于协会要卖出一定的价格，即比普通米高出1角到2角的价格。是南马庄的米不值这么高的价钱吗？也不是，凡是具备无公害原产地认定、原产品认证、有条码、有商标的大都在2元5到3元以上，而且我们敢说，凡是没有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很难是按照无公害生产的标准来的。有的是公司买个几十万元或者100多万元的机器加工抛光后就成了无公害大米。也就是说，一个天姿不好看的人，经过美容，就成了没人质疑的绝对漂亮的人。问题的症结有四，一是大米市场的饱和；二是市场上的恶劣竞争环境使得不生态成了生态，生态成了不经济；三是社会的信任缺失；四是新生商品牌子被承认有个过程。”
对他们的努力，何慧丽褒奖有加：“无论如何，正是由于南马庄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不管能否赚钱，协会都已有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一是整个三义寨乡的个体户谁也不敢进剧毒农药了；二是由于协会许诺比小商贩的价要高些，至使往年这个时候大米价格大跌的势头被协会牵住了，也就是说：小商贩只要跌得太很，就会收不到大米。这些都是对三义寨乡米农的贡献，对吃米人身体好的贡献。”
说一千道一万，再好的大米也要尽快出手，且落个好价钱。无论在北京由温铁军、何慧丽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也好，还是在兰考协会会员们合计出来的主意，最终都落实为一句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北京，在众多方法讨论后，大家确定了4条出路：1、北京高校的几个志愿者组织拿出人力帮助零售；2、现场的与会人员，自愿购买，并尽量向周围熟人推介，最好销售出5份以上。3、寻找有可能团购推销客户，争取大的组织性订购。4.把30多个合作组织都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销售。兰考，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也形成共识：力保北京、郑州两个城市有突破。郑州要通过熟人关系在购买力旺盛的富裕小区多开销售点，多搞团购，也可委托其他公司销售。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联合其他无公害食品同摊位销售，让消费者有更大的挑选空间。
深冬的兰考，寒风凛冽。1月7日清晨，南马庄村头，协会会员赵森焱又接了一个来自郑州的电话，来电者说从网站上看到温铁军发的“推荐信”，他相信温教授不会骗大家，于是决定买20吨他们村的大米给单位发福利。赵森焱听后，对身边的记者笑笑：“看，还是‘大腕’的话有号召力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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