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我军的建设与发展，也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坐标中。大机遇、大挑战，必然提出大课题；新世纪、新阶段，必然呼唤新使命。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站在国际战略格局和时代发展的高度，依据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精辟分析国际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深刻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军事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月3日，胡主席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指出，要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努力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这不仅是对军报的要求，也是向全军发出的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胡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认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

　　使命，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一份厚重的责任。军队的历史使命，是一支军队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必须发挥的特殊作用，规定着一支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

　　军队与使命共生，与使命同在。翻开五千年编年史，“使命在身，万死不辞”的英雄壮举史不绝代，“矢志不渝，不辱使命”的绚丽篇章绵延至今。

　　对人民军队来说，使命至高无上。人民军队的光荣，来自使命的神圣；人民军队的自豪，来自责任的重大。忠实履行使命，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军成长壮大的全部实践和全部历史。我军的性质宗旨，是在履行使命中体现的；我军的凝聚力、战斗力，是在履行使命中形成的；我军的地位和作用，是在履行使命中展现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使命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从来都是根据党的任务确定的。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神圣使命的历史。从“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土地革命，到“几多艰险建殊功”的抗日战争；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解放战争，到“东方红日照寰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保家卫国”，到“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改革开放，党和人民在不同时期赋予的神圣使命，像嘹亮的号角，激励我军将士跨过万水千山，战胜千难万险；如铿锵的战鼓，鼓舞全军官兵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使我军成为一支名扬中外的雄师劲旅。

　　“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随着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赋予军队新的历史使命，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过多次军事战略调整，先是“地区防务”、“灵活选择与参与”，后又代之以“新干涉主义”、“先发制人”，美军的使命也随之变化。《2020年联合构想》提出，美军的使命是在任何一场冲突中具备“全谱优势”，不仅要在战时具有决胜力，而且要在平时具有阻遏力，为新世纪按照美国意愿“塑造整个世界”提供强大后盾。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也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同时赋予军队相应的使命，以争取在世界新军事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我军已经从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变了，党和军队所处的历史方位变了，我军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因势而变，与时俱进。这不是我们想不想变、要不要变，而是世界大势逼着我们变，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推着我们变，党和国家的厚望催着我们变。可以说，变是大势所趋，正当其时。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呼之欲出，应运而生。

　　（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你承认与否，军队总是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为执政党所掌控，客观上也在为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服务，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辨方位而正则”。我党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巩固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给我们造成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妄图“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也从来没有改变，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所有这些，都对党巩固执政地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党巩固执政地位，靠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靠自身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同时也需要一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强大军队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我军是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是体现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使党和军队始终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这种本质关系，决定了军队必须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与执政党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决定的。这里没有惟一的模式，只有多样化的选择。显然，西方敌对势力散布“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其目的无非是强行推销他们的价值观，离间我们党和军队的关系，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有丝毫含糊。

　　我国宪法和《国防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邓小平同志说：“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毫无疑问，代表人民利益也就是代表国家利益。我军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服务，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务，就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为党执政的一项战略任务。这充分表明：一个巩固的国防，一支强大的军队，既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必要条件。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努力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就是我军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三）

　　本世纪头20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把握战略机遇期，关键是要创造一个稳定可靠的安全环境。

　　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某个时间段出现了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契机、条件和环境，能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两极格局解体，大规模、大范围的军事对抗大为减少，而代之以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有人认为，战争是残酷的竞争，竞争是文明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以成败论英雄，竞争的结局是在淘汰中见兴衰。如果把二十世纪视为“战争和对抗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则是“竞争和淘汰的世纪”。为了防止被“边缘化”，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大国，无不把抓住战略机遇期，发展和壮大自己作为首要的战略选择。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相对稳定，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势不可挡，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为我们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机之不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战略机遇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挑战性，千载难逢而又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契机，抓不住就是危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因抓住机遇而走向强盛，因丧失机遇而逐渐衰落的事例，屡见不鲜。

　　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必须具备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中安全环境是形成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前提。可以说，战略机遇期本身就包含了对安全环境的内在规定和要求，没有安全环境，就谈不上战略机遇期。

　　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机遇期也是“战略风险期”。世界与我国的重大转折同时出现，时间重合但目标不同，各国都想抓住这一机遇发展自己，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我国周边环境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给我国的安定团结造成危害，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家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社会矛盾相互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哪一方面防范不好、处置不当，都有可能影响和冲击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有这些，都要求军队在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中有所作为。

　　军队维护好战略机遇期，最重要的就是运用军事实力所产生的威慑作用，遏制或延缓战争的爆发。过去我们常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其实，“用兵”的内涵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兵交战是“用兵”，发挥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同样是一种“用兵”。可以说，“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战略风险意识，充分认识到机遇中包含着风险，风险中隐藏着机遇；认清风险才能更加珍惜机遇，克服风险才能真正抓住机遇。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尽可能把风险估计得高一些，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切实担负起我军的历史责任，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准备。战略机遇期也为军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在维护中发展，在发展中维护，把军队全面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四）

　　自有国家以来，人类社会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无不为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而探索不止、奋斗不息。

　　国家利益包括生存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军队的价值所在，是其全部活动的实践支点，是军人行为的最高准则。追寻汉字繁体“國”字的起源，就是“”中有“戈”，意味国家领土和疆域需要手执武器的军队来保卫。这正反映了国家与军队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把军队作为自己的生存之盾，军队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当今时代，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高科技的发展和陆地资源的逐渐减少，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遥远的未来和更加广阔的空间。世界上没有不以安全为条件的发展，也没有不以发展为目的的安全，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必须随国家利益的发展而不断延伸。今天的国家安全利益已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的范围，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拓展。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电磁空间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在“国家安全”的辞典里，已经并将更多地出现诸如“高边疆”、“制天权”、“第五维战场”等新名词。

　　海洋是国际交往的大通道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是世界战略格局中增强大国战略地位与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国际海洋公约》生效后，对深海大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无论是推进发展还是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在海洋空间都拥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实施海洋开发，已经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把我国建成海洋强国。600年前郑和扬帆出海的庞大船队，在蓝色波涛中写下了光荣与梦想；今天，实现和平利用海洋的蓝色梦想，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

　　太空是当代国际合作、竞争和对抗的新领域，太空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美国人詹姆斯·奥伯格出版的《天权论》，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权与制天权”思想。目前世界上有130多个国家从事太空活动，其中20个国家利用本国或租赁的运载工具发射了卫星。1985年美军成立了航天司令部，2000年成立了第一个用于空间攻击的部队和用于培训太空作战人才的太空作战学院。俄罗斯2001年6月组建了“航天部队”。西欧各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也纷纷加大航天投入，积极筹划研制并建立自己的军事航天系统。就像空中战场是地面战场的延伸一样，太空战场必然是空中战场的延伸。近些年来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证明，拥有制天权的国家才能够拥有军事主动权。太空优势的争夺、太空武器化进程的加快，将对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产生重大影响，铸造太空“盾牌”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电磁空间是随着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被人们逐步重视起来的物理空间，在军事上是继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和天战场之后的“第五维战场”。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军队的建设和作战，对电磁空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电磁空间安全直接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特别是关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二十一世纪将是信息化作战的世纪。目前，国际互联网络已经形成,全世界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机网络连为一体。网络空间的出现,使地理上的距离概念和分界线将失去原来的意义,凡是与网络空间相联接的目标都可能遭到攻击，只要是网络和电磁可及的地方都将是作战空间，“网电一体战”将比传统的任何作战样式都更具杀伤力。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两千多年前孙子这一带有浪漫色彩的军事思想，今天已逐步变为现实。不断追求和拓展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方面的国家利益，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维护国家在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方面的利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新的历史使命。

　　发展国家利益有两种选择：一是双赢或多赢的发展；一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发展，无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即发展合理合法的国家利益，合理合法地发展国家利益。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发展国家利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平发展国家利益也是坚定不移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臆造。我们的发展不想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同时决不会因为有人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而放弃自己的发展。

　　国家利益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当今世界，基于力量的利益远比基于道义的利益可靠得多。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通过战略威慑为国家利益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我们现在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我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巩固的国防是分不开的。在制约和平与发展的许多重要因素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军事实力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被强化。战略支撑重千钧。没有一支“支”得起、“撑”得住的现代化军队，且不说国家的发展，甚至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会成问题。

　　（五）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偌大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资源是世界性的，资本是世界性的，技术是世界性的，人才也是世界性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风吹草动”，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蝴蝶效应”。这表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应该成为一切负责任国家的共识和义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强劲有力的步伐，融入世界经济大潮，登上世界经济舞台。国际间的公平竞争具有“非零和性”，即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获胜，不以其他国家的失败为前提。现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开始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了，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民族，对近代以来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刻骨铭心，尤其渴望和珍惜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先贤的这一处世哲学，早已渗入民族的血液之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既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又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利益需要的必然选择。全世界有识之士都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而且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了贡献。

　　毋庸讳言，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和威胁。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发展，但经济越发展，就越要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机会越多，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磨擦和冲突的机会就越多。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而且要有强大的实力。无实力而乞和平，则和平危；有实力去争和平，则和平存。“止”“戈”为“武”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就隐含了这样一个辩证法。建立一支与我国地位相称和我国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有助于遏制战争，捍卫和平，使自己与远近、大小、强弱不同的国家共享太平之福。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中，我军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我们历来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发展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这一点不能变，也永远不会变。同时，必须适应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安全形势的需要，树立新的安全观，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发挥更大的作用。自1990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向1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数千人次，与150多个国家建立军事关系，并多次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合作局面，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一如既往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反恐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建立军事安全对话机制，营造互信互利的军事安全环境，参加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职能所在，使命所系。

　　（六）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所包含的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对我军传统使命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军队职能任务与党的历史任务相一致、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协调、军事力量发展与国家地位相适应、军队建设和改革与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相符合，其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预示着我军将在新的起点上发生历史性嬗变。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确立，意味着党执政条件下我军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现。这一使命，既强调我军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又要求我军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反映了党在新世纪三大历史任务对我军的新要求，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军的高度信赖和期望。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确立，意味着军队的职能进一步拓展。这一使命，既立足当前，又面向未来，既坚持中国特色，又适应世界趋势，要求我军由维护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延伸到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等领域的安全；由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延伸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由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延伸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由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延伸到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赋予我军职能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确立，意味着军队的建设目标有了新定位。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又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努力建设一支与我国地位相称与我国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进一步明确了军队建设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为我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确立，意味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成为必然。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有许多关系需要协调，有许多矛盾需要理顺，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统筹、科学组织、科学实施军队建设，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把军队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鲲势终横海，鹏力会冲天”。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确立，标志着我军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人民军队的使命大于天、责任重如山。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贯彻落实胡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确立新观念，明确新标准，掌握新本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完成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