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德国《明镜》周刊1月2日一期载文指出，中国目前虽然仍是世界廉价产品生产工厂，但这个大国正在竭尽全力建立自己的创新工业。中国的研究中心在不断成立，研究费用在不断增加，这个国家的创新工业不久就可能挑战西方的高科技优势。文章摘要如下：

　　大公司也是从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几年前，东方电机公司派遣3艘装载大豆的货船绕了半个世界，中国人用实物支付他们迫切需要的、用于制造涡轮机的德国机床。如果现在东方电机公司的船只驶向海外，那么它们装载的是中国最先进的发电厂技术设备。

　　东方电机的生意非常红火，在中国新建的水力发电站中，东方电机建造的电站占1／3以上。能源紧缺的中国打算增加电力生产。

　　东方电机是中国电机行业的三巨头之一，它早已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它也打算用其廉价产品打入欧洲市场，夺走像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公司这样一些竞争对手的订单。东方电机的首席工程师张天德（音）夸口说：“我们的技术属于世界上最好的。”

　　对中国人来说，迎头赶上并不难，因为他们的技术大部分是从西方或日本的公司获得的，而且是合法获得的：要在中国得到国家的电站建设订单，外国公司往往必须作为本地公司的下属公司参加，然后将尖端技术转让给本地公司。结果是：从长远看，西方的康采恩将使自己在中国变得多余。

　　中国人也越来越频繁地购买西方的公司，从而获得西方公司的技术。

　　雄心勃勃的目标

　　但现在，中国的战略家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开发。中国打算竭力使自己从世界工厂上升到有创新能力的高技术实验室。

　　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雄心毫无限度。不久前，它第二次向太空发射了载人飞船，这是中国雄心勃勃的象征。它的目标很明确：这个曾以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国家，打算继承其黄金时代。

　　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在动员其最丰富的资源：人。中国的大学每年培养出44万名工程师。由于这些工程师的薪金往往只有西方同事的1／5，所以越来越多的外国康采恩也将其研究和开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如今来自中国的一些新消息也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在去年2月宣布，它打算建造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利用的球形燃料反应堆。

　　在汽车制造方面，中国也在谋求尖端技术。例如，上海同济大学打算与国内的汽车制造业巨头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一起，开发一种用燃料电池驱动的汽车。

　　在信息技术方面，中国寄希望于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的洗衣粉商标一样，国内消费者还很少知道华为这个名字，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与华为公司的产品打交道。

　　这个电子巨人生产的技术设备在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但必不可少，因为它们控制着电话和计算机的数据交流。华为公司因生产价廉物美的智能设备已成为像美国思科系统公司一样的一流竞争者。

　　技术革新的突破

　　华为公司位于深圳的边缘地区，是17年前成立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独自的出口通向华为工业园区。中国的未来已经在这里约1．5平方公里大的工业园区开始展现：玻璃和水泥结构的华为公司总部大楼屹立在以诺贝尔奖得主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林荫道旁。园区有现代实验室、昂贵的实验设备和田园风光的职工住宅区。此外，还有绿地和体育中心。

　　华为公司在荷兰、法国和英国得到了生产移动电话的订单，因为它比竞争对手更便宜，往往也更快地提供符合顾客要求的技术。根据华为公司自己的陈述，这家公司已经申报了约8000项专利，仅仅2005年就申报了3000项，其中约500项是在国外申报的。据说，公司将其营业额的约10％用于研发。

　　华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激励中国无数的小公司竭力仿效，尤其在深圳。这里的工厂仅仅为香港或台湾生产塑料玩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新建研究中心。“我们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关键技术和更多的知识产权”，科技部长徐冠华这样解释宏伟建设计划的目的。

　　中国人的勃勃雄心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深深的忧虑。负责科研的欧盟委员亚内兹·波托奇尼克警告说，5年后，中国的科研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高于欧盟。这个国家每年在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提高其科研费用。波托奇尼克说：“如果现在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欧洲将错过上升为依靠知识的全球领先经济体的机会。”

　　成果转化的代表

　　42岁的程京自豪地同时将两张名片送到客人手里———他在这两张名片上的身份分别是经理和清华大学的教授。6年前，这位从美国归来的生物学家和几名同事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创办了博奥生物芯片公司。现在公司有400名员工，总部设在京郊山间的一座玻璃宫殿里。

　　北京拨款约1000万美元给程京。这笔钱看来用在了刀刃上：博奥生物芯片公司自主研制的病毒分析扫描仪和生物芯片畅销欧洲。这家公司已拥有6项美国专利，并申请了数十项国际专利。“我们的国家正势不可当地摆脱便宜货工厂的低水平”，程京说。

　　程京希望公司在两年后能在纽约的纳斯达克发行股票。公司计划为员工预留20％的股份，并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奖励程京这样出色的归国学者。因为在中国，高科技公司经理的收入也仅相当于西方经理收入的一小部分。程京认为，中国缺乏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经理。这位现实主义者说：“我们的国家还需要30年到40年的时间才能成为高科技大国。”

　　为此，中国需要王文京这样的人。今年41岁的王文京在1988年与一名合伙人靠一台电脑和约合5000欧元的贷款创办了用友软件公司。目前，用友软件公司拥有5000名员工，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用软件开发商。王文京打算继续扩大企业规模。

　　在中国，许多事物的变化日新月异。上海浦东软件园在10年前还是水牛吃草的荒地，而今已经发展成一座小硅谷。电子巨头索尼、摩托罗拉的标志在房顶闪耀。

　　效仿印度的先例

　　中国人试图效仿印度的先例，吸引西方公司把整个软件系统的开发工作转移到中国。但他们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单凭软件价格低廉并不足以达成目的。到目前为止，英语水平差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都妨碍西方公司在中国进行“劳务外包”。尽管如此，德国唯思软件公司的安德烈亚斯·沙尔维希说，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克服了顾虑，将劳动密集型的编程工序转移到中国完成；来中国培训当地员工的德国专家也越来越多。

　　这是个开始，但北京的战略家认为，中国不应满足于扮演西方企业廉价帮工的角色。因此，政府大力敦促那些已经把数百万个低薪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的外国企业将研究和开发工作也挪到中国来。成效日益显著：约600家外国公司———从西门子到微软———在中国建立了研究中心，在中国建立研究中心的外企数量以每年200家递增。

　　在移动通信产业，北京也在促进技术诀窍的转移：拥有约3．8亿手机用户的中国是最大的手机市场；自2000年以来，外国手机制造商已在中国投资数十亿欧元。尽管波导公司这样的中国手机制造商大步赶上，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西方公司仍然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

　　为振兴本土工业，北京启动了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中国人希望凭借自己的3G标准“TD—SCDMA”迫使西方企业与华为这样的本土厂商联合。西门子已经与华为建立了合资企业；其竞争对手爱立信则与中国的ZTE中兴公司合作。

　　中国人在娱乐电子产业方面同样打算夺走外国企业在其巨大市场上的份额，确切地说是依靠自主的未来DVD标准。在这方面使中国加速成为高科技国家的人是陆达。他所在的清华大学的研究所参与了新标准的开发。中国将在2008年采用新标准，摆脱西方电子企业的羁绊。

　　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协助本土工业赶超西方。例如，北京正计划出台一部法律，该法将规定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使用国产中文软件。但靠上层发布的政令就能使中国赶上西方的高科技优势吗？北京的规划者也不相信这行得通。因此，他们正努力寻找迄今被西方忽视的技术领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