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用15年时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一个号召。以自主创新为关键词，整个2005年充满了对国家创新战略的兴奋思考与讨论。在2006年，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开局的第一年，国家元首提出一个15年的愿景，自然要令国人涌生出种种指日可待的期盼。

　　自有落后于世界先进之屈辱感以来，实现科技繁荣，一直是国人的一个梦。从上世纪初的“科学救国”，到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到上世纪80年代重提实现科学技术居其一的“四个现代化”，再到上世纪末的“科教兴国”战略，整整一个世纪了。在新一个世纪里，中国人觉得自主创新之紧迫，其实正是国人依然感知到科技之落后。从社会精英到国家领导者，从来并不缺少对增强国家科技实力的关注、重视及部署，但梦不得圆，气不得吐，创新指数不仅落后于战后曾沦为废墟的日本，甚至也不如历史上比中国更积贫积弱的韩国，这是为什么？

　　早在李约瑟提出其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之前，中国人吴景超于1935年在《独立评论》上就曾撰文论说:“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圆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对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解释:中国社会的权威者，眼里只有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也只会着力指导“在下者”应当怎样适应环境。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精力也因此都集中于掌握规范性知识上，而少有对自然知识的兴趣。

　　思考者都相信，中国的科技落后，创新乏力，显然不在于存在有什么智力上的不及，而在于文化与体制上的闭塞。即便百年而下，中国革故鼎新，但束缚科技创新的文化与体制因素，并未清除干净——吸收别国的文化、充分的世界化，做得并不圆满；只强调人与人关系的体制也还无处不在。

　　即便中央政府以举国之力重点攻克，呈现出某些领域内的科技领先姿态，但整个国家迟迟不能形成一种重视想象力、鼓励想象力的“有启发而自由”的社会空间——政府着力安排的项目或能收获有限的科技突破与发明，但无从于无处不在的社会个体中收获无限的创新。这一点，颇类似举国体制下金牌效应与全民体育的对应。

　　论及创新能力，往往需要拿美国、英国、芬兰、俄罗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来作榜样。事实上这些国家也有不同。前苏联的军工科技为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留下了创新优势；韩国对几家大财阀企业集团的重点扶植，造就了它们在汽车IT行业内一定的创新能力；日本的创新，赢在能够将国际先进技术迅速大规模地转换为产品生产投入市场。这些国家的经验说明，技术创新的某些领域与某个环节，的确能够依靠政府有意识的引导和投入来实现。但正像卡尔·波普所指出的，既然科学是指向未知的，那根本上就不可能依靠现有的知识来计划科学的方向。而没有科学昌盛支撑的技术创新与领先，又能支持多久呢？

　　中国社科院于1月5日公布的《2006年:全球政治于安全报告》显示:世界主要大国综合国力排名中，美国是以几乎所有项目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技术水平指标优势尤其明显，比之排名其后的日本德国高出相当距离。100年间，因为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无论是重化工业、电汽产业或是今天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信息产业，美国得以一直引领潮流，领先世界。而众所周知，开创微软时代的比尔·盖茨，与开创Google　时代的佩吉与布尔，他们的成功就是得益于那种“有启发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他们只是在这种氛围里成长、思考并创造着的个人。

　　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创新最强国的这种经验。科技的昌盛，需要搭建一个具有政府意志的国家创新平台，但更需要在文化与体制的改造之下，搭建这样一种鼓励和激发创新的社会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