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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田炳信·深谈
田炳信
采访人物：寇庆延
采访时间：2004年9月12日
采访地点：江湾大酒店四楼V668房
反刍动物一定是食草动物，如骆驼、鹿、牛、羊等，它们都具有复杂的反刍胃，能反刍食物，故称反刍动物。对于食肉动物而言，它们是弱势群体，在自然界的生物链中，它们处在食肉动物的下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动物界，对于食草的动物而言，只能抓紧时间草草吞食，然后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将半消化的食物反刍，慢慢咀嚼。
历史其实也是一种反刍动物。慢慢咀嚼，细细地咽，味道出来了，青汁也淌出来了。
中共历史上，曾经两次在经济领域里，对人性的贪婪疯长进行过收割机式的清理。1952年，新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反运动”。运动初期，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时任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的两颗人头，先行祭奠了这场运动。当时河北省委在决议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二十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8年抗战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他们本是可以继续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完完全全变成了党、国家和人民无可饶恕的叛徒。
这场运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毛泽东用一只眼睛就看清了“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的人，会有什么行为，会有什么思维。
1983年，在沿海先行一步的广东，当物质和精神再一次分离时，邓小平也用一只眼睛就看清了，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要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汕头地委王仲、叶妈坎的两颗人头，也祭奠了这场在世界上都有着深远影响的改革。
从1979年算起到今天，广东改革开放走了27年。而在初期就参与了这场改革的寇庆延，曾是广东省委常委。已经93岁高龄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接受了我的采访。
王仲腐化原判死缓中纪委坚持杀无赦
田炳信：您是在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在班子里任常委的吧？
寇庆延：对，我当时任省委常委，1983年当顾委主任。广东改革开放大概的过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1979年就考虑怎样进行改革开放。1980年，中央的第一个指示就是决定广东和福建先走一步，开始成立四个特区：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当时习仲勋是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是第二书记。他们俩当时基本上没怎么动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动。广东改革开放真正地开展起来，是任仲夷来广东就任第一书记后。刚动起来没几年，沿海走私就很厉害。
田炳信：走私活动对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形象破坏很大吧。其实在开放初期，从上到下就有两种声音、两种意见，这种走私行为很容易给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提供一种放大的借口。
寇庆延：客观上是一种负面作用，广东也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当时的压力很大。
田炳信：我听说中央在1982年1月11日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主要是针对广东省一些干部严重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而且把问题上升到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个起因是什么？
寇庆延：当时任仲夷向省委常委宣读了中央的这份《紧急通知》，同时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还传达了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这些批示是批在当时中纪委编印的《信访简报》上的，主要是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走私贩私问题。那次常委会后，省委决定由李坚真和我负责抓好贯彻《紧急通知》的工作。
田炳信：当时广东的走私贩私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寇庆延：还是比较严重的。田炳信：都走私些什么？寇庆延：主要是电子表、布料等等。
田炳信：听说《紧急通知》下达后不久，省委常委还集体到北京开了一次会？
寇庆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把我们省委的常委都叫到北京去汇报。
田炳信：你去了没有？
寇庆延：都去了，任老带队，还有刘田夫、梁灵光、郭荣昌、梁湘、王宁、范希贤一共十几个人，给赵紫阳批了一通。
田炳信：还记得批些什么吗？
寇庆延：他一开始就说：“你们广东放了羊了”，“你们怎么搞得放了羊了？”大概那时“放羊”的不多，沿海也确实乱。当时我因为查王仲的案子去汕头沿海看过，感觉走私分子嚣张得不得了。他们手上抓了一把十几块表，强迫要人家买。
田炳信：是电子表吧？
寇庆延：就是从香港走私来的电子表。我到潮阳下面几个镇子，当时的汕头地委书记跟我汇报工作，我说：“这不行啊，这样搞下去要亡党亡国啊！”他说：“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啊，我们搞得好赚了不少钱。”我说：“这个钱不好赚哪。”他说：“总是要改善一下嘛。”那年我们查了王仲的案子，当时他是海丰县委书记，另外还有海丰一个造反派副书记叫叶妈坎的。当时我个人的看法是：王仲自己并没有贪污、受贿多少，拿现在的法律来看，他主要是渎职和纵容，他要了很多手表，但都是用来送人的，不是装在自己腰包里。叶妈坎是当地人，“文革”中的造反派，在海丰当副书记，后来政策变了，调他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他不去，就搞走私，违法乱纪。当时我主张枪毙叶妈坎，不主张枪毙王仲，最多判个死缓。后来开常委会讨论，常委一致同意判王仲死缓。但讨论结果向中纪委汇报后，中纪委坚持要杀，要刹住这个风。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像王仲这么严重腐化的人，他是最厉害的一个，省委也没办法，最后就把王仲、叶妈坎两个都枪毙了。
田炳信：是哪一年毙的？
寇庆延：1983年元月17日。由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当天执行。第二天，省委还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从王仲案中接受教训，在党内普遍进行一次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核心的思想教育。
田炳信：枪毙了王仲、叶妈坎两人后，是不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寇庆延：还是有作用的，走私贩私的风被压下去了。田炳信：当时沿海走私、贩私严重到什么程度？
寇庆延：一言难尽。沿海特别是潮汕地区，成批成批地从香港走私。比较多的是手表，还有好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田炳信：当时你们的小组成立起来主要是干什么呢？
寇庆延：清理、处分，需要撤职的，贯彻省委中央的指示嘛。
田炳信：当时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除王仲和叶妈坎外，再没杀过人吧？
寇庆延：抓了一批人，杀的就这两个。
赵紫阳担忧想“收”任仲夷坚持要“放”
田炳信：你们这个小组成立6天，就是1982年1月20日，邓小平就到广东听了十几天汇报，是不是主要关于走私问题啊？
寇庆延：那不是。
田炳信：1982年2月22日，广东省委常委会一连开了4天半的民主生活会，谈个人的认识问题，这个您还有印象吗？
寇庆延：有点印象，大概是谈当时开放的不足。田炳信：什么不足？寇庆延：当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搞嘛。田炳信：谁也不知道，但还是得搞。
寇庆延：中央批评后，任老起了主干作用，当时有压力啊。任老在会上讲了几句话：“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田炳信：当时叫“三严”“三宽”。“三严”就是“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三宽”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寇庆延：任老在广东威信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当时大家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他把大家的思想给解放了。
田炳信：当时他个人的压力也很大吧，因为这和当时中央的调子有点不太一样。
寇庆延：不一样，但改革开放的精神和小平同志是一致的。当时赵紫阳召集省委开会的精神是“收”，而任老的这个精神则是“放”。当时大家都认为要“收”了。
田炳信：当时任老的这个话传达下去后，对广东干部的情绪调动作用很大啊。
寇庆延：那是啊。任老当时说那几句话是担着风险的，没有勇气，那几句话是讲不出来的。
田炳信：当时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么深，人们的认识也单纯得多，容易把一些事情放大和夸张，因为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是从毛泽东那句名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普遍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年代过来不久。
寇庆延：总的来讲，那时人们的胆子还不够大，开放不是走过了，而是还不够，迈的步子还不大。所以，当时任老“三个更加”那几句名言，说出来不得了。
田炳信：这三句话的背景是什么？
寇庆延：就是针对广东先行一步，贯彻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种具体、可记的解释。
田炳信：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年代的眼光来看，广东的权力比其它省要多一些。
寇庆延：对，正因为多，就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滥用，滥用会出大问题；二是要会用、善用、敢用中央给的权力。
田炳信：当时民间对广东省有个形象的说法：见了绿灯快快走，见了红灯绕着走。
寇庆延：那是一种曲解。不过，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真的说过“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的话。
田炳信：这话当时让广东很提神吧？
寇庆延：很振奋。
“左”错“右”错弯路多还数“左”的损失最大
田炳信：改革开放初期，你们这届班子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思想观念，还是经济发展慢？
寇庆延：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改革开放，也不知该怎么走，还有个姓“资”姓“社”的问题，步子迈不开啊。
田炳信：那个时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吧？那时穷就是社会主义是吧？
寇庆延：现在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我党的宗旨，完全不一样。
田炳信：为什么呢？
寇庆延：毛主席开始犯错误从哪年开始呢？是从搞“三面红旗”开始，大锅饭，他认为那叫社会主义，那是极大的错误。几千万人没有饭吃，连我这个省委负责人都不够吃。怎么办？我就跑到老厂去要一点粮食、红薯，再想办法整点木薯，拿回来充饥。上世纪60年代，我到梅县大埔蹲点。当时老百姓叫那个牛做“两头长角”。为什么？牛屁股后头的两个骨头都瘦得突出来了，没有肉啊，不就两头长角了。那些小孩的肚子那么大，脖子那么长，腿那么小、那么瘦，我看了非常难受。我还第一次知道患水肿病的人有那么多，还有个有关妇女的新名词叫“子宫下垂”，掉出来了……我去了以后，跟他们县委的人商量，把病情严重的人集中起来，一天三餐干饭，二两油，一周后全好了，就是缺营养嘛。这完全是上面搞出来的。
田炳信：当时我们说的“左”的流毒在广东表现得深不深？
寇庆延：建党8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我在党内受教育70多年了，参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犯过错误，走过不少弯路，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损失最大还是“左”的错误。
反“右”打击面太宽并非陶铸个人问题
田炳信：您是哪年调到广东工作的？寇庆延：是1951年正月。田炳信：来的时候整40岁吧？寇庆延：我中华民国元年出生的，1912年3月。田炳信：正好是清朝结束，中华民国成立。
寇庆延：广东的“左”主要是：土改，华侨政策，后来又批“右”。土改总的是对的，但有错，打击面太宽。地方主义有，但反对面太宽。反地方主义在广东干部中间影响很大，有些人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陶铸也是执行中央的决策，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反“右”中打击面太宽，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伤害的人太多。叶帅当书记时，广东有一个部的负责人“左”得要命，他搞的大案都是错案，叶帅还表扬过他几次，说他是扫把，到处扫。后来我发现他办的几个大案都有问题，便向叶帅汇报，建议不要再提倡这种东西。叶帅说：“你反映得好，我以后注意这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内部问题，却搞成了反革命。
田炳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这种东西是不是更加严重了？
寇庆延：后来好一些。“文革”是全国性的，不仅仅广东。错误表现在：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没打倒的也靠边站了。像我还算好的，只靠边了一点。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周总理直接领导的，掌握得还是比较好一点。周总理制止搞“打、砸、抢”，所以文化大革命广东不算太严重。下边的县“文革”期间杀了不少“五类分子”，那也是“左”的表现，但不是上边的事，是基层的事……怕那些人报复。
田炳信：您那时在省公安厅？
寇庆延：我是革委会副组长，管民政、卫生、科技三大项，手下有一个科技小组，革委会一个保卫组……
田炳信：广东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央领导谁支持最多？寇庆延：小平嘛。田炳信：除邓小平外还有谁？寇庆延：小平以外的我就没有感觉了。田炳信：谷牧算不算？寇庆延：……田炳信：你见过小平没有？
寇庆延：我是下来以后才见过他，在顾委会的时候，我跟小平同时当顾委会主任，他是中央的，我是广东的。谷牧对广东是支持的，他来过几次，我接待过。对于改革开放，他的思想比较解放，对错误也批判了一些，知道他有所指，但当时不知道指什么人，后来知道了。
田炳信：指什么人？
寇庆延：中央老干部里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还来深圳看，说“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跟香港一样”。他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是不知道。过去“左”的东西太多了，中毒太深，用小平的话说是“僵化”。
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想过很多。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人民生活幸福，老百姓过好日子，就必须不断发展经济。小平同志有两大功劳，其中一个就是弄清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10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前段时间李长春访问朝鲜，朝鲜承认中国的内外政策都是正确的，仍然跟我们跟得很紧。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任老理论水平最高
田炳信：能不能谈谈对任老的评价？
寇庆延：关键时刻能顶住风浪，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坚强，党性坚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田炳信：他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寇庆延：广东改革开放正常进行，没走弯路，一拐过来就正常了。
田炳信：当时外逃的人很多吧？
寇庆延：改革开放后少了，最多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搞的，没饭吃。1962年，大量外流，搞得香港向我们外交部抗议。陶铸当时在长沙考察，打电话给赵紫阳（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赵召集民政厅、公安厅、政法委、军区司令坐火车到深圳，看见沿途成群结队的人往香港走。赵紫阳一路走一路就说：“哎呀，络绎不绝，络绎不绝。”到深圳后，围墙、铁丝网外都趴满了人，从铁丝网下边钻。晚上，香港那边一会打个照明弹，跟打仗似的，这边的人群就喊“冲啊”。后来这边调了一个多营的兵力把住几个路口，又派当地的老百姓给人们送饭、送水，劝他们回来，调了几百辆汽车把人往回送。
田炳信：听说改革开放初期又逃了一批人。
寇庆延：没那么多，最多是1962年。到底香港好还是大陆好？他们说：“说实话，讲经济香港好，讲政治大陆好一点。”
田炳信：广东改革开放到今天容易吗？
寇庆延：不容易。最不容易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跟不上，跟不上是合理的。
田炳信：跟得上呢，就有可能犯错误。
寇庆延：不奇怪。从来没有人搞过，完全是新的，新事物总是曲折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就像科学家。就广东来说没有多大反复，反走私之后就比较正常了，特别是任仲夷领导那段时间，有什么缺点马上改正，水平很高。
田炳信：胡耀邦对改革开放初期支持大吗？寇庆延：特区特办，特事特办。田炳信：当时嫖娼卖淫现象已经开始了。
寇庆延：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是有，比较严重。这个小平同志讲得比较清楚———“窗户门子打开以后，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都跟着进来了，我们要及时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大惊小怪……”
田炳信：当年对一些进口唱片、录音带、录像带，很多人认为是黄色的、下流的。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是不是神经过敏，没那么严重？
寇庆延：这方面我过问得比较少，不大熟悉，要问陈润平，他是老常委、老宣传部长，广东人，很正派，杜瑞之大概也知道一点。我们对香港的看法有片面性，资本主义有其两面性，我们只承认它反动，不承认它先进。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先进作用的。
老干部养老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田炳信：能不能简单谈谈您个人的工作阅历？
寇庆延：70多年了。1928年参加地下党，地下共青团，和共产党没什么两样，只是年龄的区别。1929年参加当地农民起义，1931年正月初三，妈妈送我当红军，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0师30团3营8班，我们那个班长现在还在。
1933年，红四军到川陕苏区时，我在保卫军当秘书长；1935年一、四军会师时，我在31军91师司令部当科长；1942年抗战时，我任军区筹建组副部长、部长；1945年，任刘邓野战军二野二纵队第五旅政委；1949年武汉解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1951年正月，从湖北调任广东公安厅副厅长，先后任厅长、检察长、副省长、省委常委、顾委主任；1985年离休，至今近二十年。
田炳信：寇老，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寇庆延：以动为纲，手、脚、脑都要动。我的养生之道是：坚持走路，基本吃素；心情舒畅，劳逸适度；生活规律，广交朋友。我们老干部中流传着一条“养老基本路线”，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切以健康长寿为中心，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有人写道，现在是没有兵，没有马，有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那是对治安状况一种直觉的挖苦。而1978年改革之初，没有枪，没有炮，却有一种炮火硝烟的感觉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文革”中，毛泽东活得像一句真理，大多数人活得像一堆废话。而改革开放就是从那样“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年代里脱颖而出。那些受了惊吓、刺激的一代人、二代人、三代人，有几个敢放言，敢直言，敢狂言？任仲夷是一个。他留下了许多在南粤大地家喻户晓的名言，比如“特区发展靠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要敢于变通”，“善于变通，大胆去办”，“允许变通，不许变相”，“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我们的提法是‘排污不排外’”。而这一切，作为当时班子成员的寇庆延，全都听到了。
听到的不一定看到，看到的一定听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眼见耳听的老人告诉你的，你会不相信吗？图：本文作者田炳信先生（右）去年与任仲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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