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明：我只想善始善终
“爱国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要做的是站在自己专业的立场，从长期的角度出发，对事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提供做决策之用。”
撰稿／汪 伟（记者）
作为科学家，十多年来何大明研究国际河流问题，名声一直限于业内。2003年9月，他在环保总局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6点意见，认为怒江大坝应该暂缓建设，以进行更充分的论证。 当年年底，经温家宝总理批示，怒江工程缓建。直到日前，修改后的规划才重新启动。
因为介入怒江水电工程，何大明的生活轨迹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他从一个专家变成了公众人物。时至今日，怒江工程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在他生活和工作的云南，关于他的争论仍不能平息。
2005年4月，这种争论因为方舟子在云南大学的一次演讲而达到顶峰。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和工程院院士、原三峡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陆佑楣与方舟子、司马南等人考察怒江，并在云南大学演讲。方舟子在演讲中质疑何大明的观点，并且对其负责的国家“973项目”的科学性质疑。
而何大明对方舟子的质疑，几乎没有正面回应。
“我本来想给总理写信”
云南大学国际河流研究中心主任何大明的办公室里挂了三幅字。座位背后是刘禹锡的《陋室铭》，右侧是岳飞的《满江红》，对面则是一个草书条幅：
大智大仁大勇大有可为，明真明善明美明白人生。
“朋友送的，里面嵌着我的名字。但我知道，这样的境界圣人才有”，何大明说，“我把这幅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作是对自己的期望。”
《陋室铭》的名士意境与《满江红》的斗士气息，未免冲突——然而，何大明说，自己追求的是“善始善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当被问到怎样才能善始善终时，他拍案而笑：
“学会保护自己就能善始善终。”
这个46岁、身材矮壮的四川人乡音未改，很容易激动。激动的时候，还会冒出一两句骂人的四川话。“我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何大明说，“如果没有小偷，就敢开门睡觉了。”
表白道德时何大明异常大胆，现实中这个在云南生活了20多年的四川人却异常谨慎。两年多前，他提出的6点意见被媒体广泛报道，也被环保组织引用为反对建坝的技术理由。然而，时至今日，何大明坚持认为，向公众表态并非他的本意。
2003年6月的一天上午，何大明到办公室上班，工作前照常浏览了当天出版的《云南日报》。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让他的头“嗡——”的一声，如受重击。
消息说，中国华电、云南省开投、云南电力、云南怒江电力在昆明签订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当年9月将正式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力争20年内完成怒江中下游全部11个梯级电站建设。
何大明蓦然想起，此前不久一个搞规划的朋友曾告诉他，怒江水电工程还在规划中。根据他在水电规划部门工作多年的经验，怒江这样大型水电工程，从规划到动工，一般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中国规划论证的大型工程项目有很多，规划过程进行10年还没动工的项目也不少见。为什么怒江这么快就要上马？”何大明觉得怒江工程快得不符合常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何大明对水电工程和怒江都并不陌生。1982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水利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的目标是培养为大型工程提供水文信息的人才。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水利电力部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以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参加过天生桥、鲁布革、漫湾、柴石滩几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调查和设计。1990年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到云南省地理研究所工作，曾经三赴怒江州独龙江区域调查。
怒江水坝被温家宝批示缓建后，有人曾表示，何大明并不了解怒江，谈怒江未免越界。何大明大怒。“我调查独龙江时大病一场。谁有资格说我不了解怒江？”
他的第一反应是，要让这个工程停下来。
接踵而来的第二个反应是，他要向总理温家宝写信。
“我当时想，只有总理出面，才能让工程停下来。”整个上午，他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完全不能投入工作。
思索再三，何大明推翻了向总理上书的想法。
他说：“有太多利害关系的考虑。有些话我不能说。说出来很多问题就扯不清了。”
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何大明当年的同学，大多在规划部门工作。而怒江工程的规划设计单位之一，水电部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将各方都照顾周全的平衡点：既能够表明自己的观点，尽到学者的责任，又希望最好不要得罪人。他小心翼翼，希图不使自己陷入某种难以名状的敏感处境。
2003年9月，这个“两全”的平衡点似乎出现了。他受邀前往北京参加环保总局的座谈。
“我之所以愿意发表意见，是因为考虑到这次报告是政府出面组织的。我当时以为，这是个环保部门内部的报告。”他甚至有些懊恼地说，“如果知道当时有媒体在场，我就不会那么说了。”
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主要观点在他脑子里形成后，他曾经在昆明组织了两次研讨会，讨论这个话题。他的确急迫地想要这些观点被政府所了解。“我不希望把不敏感的事情变得太敏感。我希望先去和政府沟通，解决问题。政府里想做事情的人总还是多数。”
环保总局的座谈会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但是他的稳健没有保证原来的平静生活。媒体的大量报道还是让他处在了那个他一心要避免的、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似乎站到了省内同行和地方政府的对立面上去了。“这些事情，老百姓都应该知道，但是公布消息的代价不能由学者一力承担”，他说。他认为，自己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是有道理的。
怒江大坝的争论在媒体上公开后，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因反对三门峡工程著名的黄万里。但何大明明确否认了这种类比。怒江大坝能够缓建，说明时代变化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认为自己和黄万里更大的不同在于，他出生在一个毫无背景的贫困的农民家庭。
“作为一个科学家，黄万里能够善始善终，和他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他是黄炎培的儿子。而我没有任何背景。现在我是我父母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我母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如果我出什么事，我母亲立刻就会死掉。”
他苦笑了一声：“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从环保总局回到云南后，他几乎回绝所有的媒体采访要求。直到有一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他堵在办公室里。他觉得，如果再回避，未免“太窝囊了一点”，“人家堵在门里还不敢说话”。
节目播放的时候，画面在他和其他云南的学者、官员之间反复切换，观点冲突十分尖锐。这让何大明十分尴尬。他觉得，自己和对方的观点中并没有那么针锋相对。而在现实，他还要与那些观点相左的人共处和共事。
如果不是2003年9月他参加了环保总局的座谈，他会小心而克制地使观点限制在学术和向政府建言的范畴之内。虽然有时候他又会觉得，这种观点和他生活的环境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迟早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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