ＢＹ 柳已青

　　几个月前，我读《世界瘟疫史》（王旭东 孟庆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时，得知希特勒被可怕的梅毒逼迫得发疯，丧心病狂地发动了战争。这一切源于一个犹太妓女传染给他梅毒，正像梅毒刚开始悄无声息潜伏一样，历史的车轮也许在那一刻开始转向，发生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瘟疫史》在“梅毒”这一章节，频繁援引黛博拉·海顿的研究成果，当时，就想早日看到《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的中译本，一睹为快。当这本书如愿到我手中时，打开疾病、文化和死亡交叉扭结的地带，那些梅毒患者绝望无助灵魂的哭喊，透过几百年的时空，在纸张上隐隐浮现。

　　1492年，哥伦布不但发现新大陆，也从美洲带回“天谴”的梅毒，由此绵延西方五百年；贝多芬谱写《快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还有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玛丽·塔德，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

　　在这些隐藏着时代的秘密和病症的谜团里，作者试图以梅毒和名人的死亡这个视角来破解人类和大自然的生态结构。

　　今天，梅毒以青霉素很容易治疗。但是，在20世纪之前，欧洲与美国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得过这种无法痊愈的慢性疾病。天才、狂人当然也不例外。学者黛博拉·海顿研究15—20世纪的知名人物，探讨梅毒对他们生活与作品的影响。梅毒患者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因此，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黛博拉·海顿在开篇描述梅毒时，以生花的妙笔描述梅毒侵害人体的过程，呈现梅毒患者的精神幻觉和分裂症状，勾画出梅毒的“肖像”。梅毒可以看作恶魔撒旦的化身，恶魔一旦缠身，不容易觉察，因为它善于模仿其他病症。梅毒发作时会对个体产生一些酬赏作用，例如个体会产生异常的欣快感，激发出源源不绝的创造能量，或者形成自大狂恋感。

　　透视梅毒侵害人类的历史，可以折射出野蛮、纵欲、荒淫、战争等诸多不文明的镜像。书中出现的这些天才和狂人，也许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也许是有意为之，他想看一看，梅毒这无形的手，如何支配沉重的肉身和飘忽的灵魂？看一看他们如何选择生与死？如何在梅毒的支配下出现意想不到的创作？天才支付了健康，换取了不朽的作品，很难说谁赢了。让我们感受到扑朔迷离的种种情状。历史不轻易作出结论，黛博拉·海顿的研究也并非盖棺论定，她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种结局。

　　黛博拉·海顿简直是研究名人传记的侦探，她运用被人遗忘和忽视的史料，将梅毒的文化史书写得犹如悬疑小说一样，给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好奇粘连着恐惧，探索夹杂着惊悸，被遮蔽的历史真相逐渐展现。比起抖露历史的八卦和名人的隐私之类的书籍，黛博拉·海顿以学者严谨的态度，列出长达二十多页的注释，书中的每一笔都有出处。

　　总之，《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改变了我对天才的印象，至少，我有理由相信，天才、狂人和梅毒加诸他们身上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医学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