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她愿意放下手中的一切，用一年的时间，去追寻一个1300年前的玄奘，由此她被冠予了“现代女唐僧”的称号。

　　撰稿／陈 冰（记者）

　　书云说：“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能支持玄奘用19年的时间走完那样艰险漫长的一条路？″

　　信仰？有多久，我们没有听见过这个词了？

　　踏上西行之路

　　印度人说，每一个印度人都崇敬玄奘，如果没有他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古代历史还会是漆黑一片，甚至连佛陀是印度人都不知道。但在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玄奘，尤其是一个真实的玄奘呢？中国普通人对玄奘的了解，多来自《西游记》里的唐僧，在历史的误读中，唐僧被我们自己肆意丑化了500年。

　　为了还原玄奘的本来面目，体验玄奘当年求法的艰辛历程，感受古老文明的魅力，领悟千年佛法的真谛，年届四十的纪录片导演书云在千禧年踏上了玄奘西行的求法之路。她从西安出发，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走遍整个印度，孤身一人，历时一年，跋涉万里。

　　在经历绑架的危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干扰，佛教圣地的极端贫困和暴力之后，书云回到了伦敦。

　　一个晚会上，她无意间和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一家出版公司的高级编辑苏珊聊起玄奘和她的西行经历。

　　3天后，书云接到苏珊的电话，新闻集团决定用英文出版书云的西行经历。

　　“可是，我不是作家。”

　　“我觉得你是。”

　　“你不了解我，我没有文采。”

　　“但我很喜欢你的故事，而且你很有想法。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都在寻找什么，但你身体力行地做了。”

　　“那我就把我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讲给你听，但那不是文学，希望你不要后悔。”

　　“一言为定。”

　　《万里无云》英文版手稿仅写完第一章，就被哈波·科林斯公司以10万美元的预付版税买断。这部由英语写成，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以及日文和韩文的书，两次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2003年度最佳图书。2005年年末，《万里无云》来到了中国。

　　玄奘西行求法19年，历尽千难万险。他在沙漠中迷路，四天四夜，滴水未进；他被劫数次，其中一次险些被强盗作为供品祭了河神娘娘；天山顶峰，雪崩突来，险象环生，防不胜防。他一次次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国王的奉承，至高的荣誉，美女的诱惑——他把这一切同样看成是修道的一部分，甚至不得不以绝食的方式以求继续西行。

　　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充满智慧——这，才是真实的玄奘。

　　在白沙瓦，书云被塔利班士兵在大街上用枪顶着后腰，一路顶回住所，仅仅因为她没有用黑纱把脸一起牢牢罩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她一头栽进了人质危机的中心地带，以一个典型的亚洲面孔成为不折不扣的活靶子……

　　一如当年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自己遭受的苦难一笔带过，书云也在书中省略了她西行之路上的艰辛，尽管那些经历看上去是那么地惊心动魄、夺人眼球。4个月时间，书云整整写了5稿。《万里无云》行云流水般记载下来的，是西行之路带给她的心灵历练。

　　大雁塔下三僧人

　　大雁塔，西安古城的标志，是玄奘一千多年前亲自设计和亲手参加建造的。它历经浩劫，却又神奇般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保存。大雁塔下三个僧人保护大雁塔的故事，让人感慨不已，这一站，让书云在西行伊始就感悟到什么是玄奘和佛教精神。

　　老段是大雁塔里一名普通的僧人。在1960年代，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就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高政治觉悟。老段们曾经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干部们给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有时候僧人和尼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直到他们同意结婚才能离开。

　　后来，大雁塔里的两个僧人开始谈对象了，干部们又每天找着老段做工作，最终，老段选了一个有4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

　　老段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按干部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他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去管他，他反而有机会打坐念经了。事实上，以后的几十年中，打坐念经一直是老段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功课。但他依然没有为自己的还俗感到释怀，“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1982年政府颁布法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没有僧人的寺庙一律改作他用。因为大雁塔里只有普慈没有还俗，所以大雁塔至今还是一所寺庙。大雁塔才得以逃过浩劫，历经1000多年依然矗立在西安城头。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普慈是庙里唯一坚持穿僧服的人。红卫兵禁止他穿，他不从。在大殿里给他开批斗会，强迫他跪在地上，交代他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普慈一言不发。红卫兵们气坏了，见不能触及他的灵魂，就劈头盖脸地把他毒打了一顿。每揍一下，普慈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红卫兵实在拿他没办法了，就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想让他屈服。过了两天，发现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打开屋门一看，普慈正在打坐。

　　但是，也有人彻底绝望了。

　　朗照是位身居高位的僧人。抗美援朝时，政府号召全国的佛教徒募捐一架战斗机，名为“中国佛教徒号”，朗照积极响应并亲自去朝鲜战场慰问部队。他一直把自己当成脱胎换骨的活样板，努力用佛教帮助建设新中国，实现“人间天堂”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为此，他深得政府信任，被任命为西安佛教协会秘书长。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为红卫兵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1966年8月18日，西安的红卫兵们冲击了朗照主持的卧龙寺，一天之内就把它彻底毁坏了。看着努力营造的一切化为灰烬，朗照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悔恨和他的绝望使他采取了最极端的行为——他以死来抗争这个疯狂的世界。

　　朗照和普慈两位僧人的舍利塔在大雁塔旁相邻而立，他们的人生却截然不同。朗照修行多年，却没有看破红尘。他的死也使很多僧人和信徒心中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最得意的弟子在他死后3天也自杀了。

　　佛门本是红尘之外的清静之地，老段、普慈和朗照，大雁塔下的这3位僧人却被无情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挣扎着，沉浮着。可悲的是，发生在他们3个人身上的一切，恰恰是那一代僧人的真实写照。

　　无法挣脱历史洪流、主宰个人命运的还有书云的家人们。姥姥一心向佛，却被整个家族视为异类；爸爸一生为自己的信仰奉献，去世的时候却感到万般失落——他为之献出生命的一切都变了，他的一生好像被欺骗了，枉费了；姑姑响应国家的号召，跑到边疆支援，在那儿成了家，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自我放逐——姑姑一家人不愿融入他们生存的社会，他们本身也没有被他们生存的社会所容纳。重返家乡——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像一剂毒药吞噬着姑姑一家人，使他们在孤独、恐惧和隔膜中生活……

　　万里无云

　　在印度的菩提迦耶，书云遇到了一位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系统工程师安德鲁。他已经是第八次来到菩提迦耶了。他每年工作10个月，其余的两个月就来这里静修，为的是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写在我们的宪法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他这样对书云说，“可是我幸福吗？我并不觉得。我知道什么能使我快乐——车、名牌服装、到国外度假。可是这种快乐并不能持久。我们什么时候满足过？什么时候是个够？幸福到底是什么？佛陀曾经是个王子，拥有一切的奢华，但他放弃了这一切，最终在菩提树下找到了自己追求的东西……”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安德鲁式疑问”，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或者并不愿意去仔细倾听他的声音。

　　“我们不提、不说，并不代表我们不在寻找。我们热爱摇滚，我们迷恋爱情，我们追求金钱是为了什么？或许说到底我们都是希望能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到些什么，牢牢抓住些什么。”她说，“就算是我现在不信什么，但至少我想信些什么，希望自己信些什么。”

　　在雷音寺，书云为了更加真切地体会佛教，体会玄奘的生活，在那里生活了6个星期。每日4点起床，穿着宽大的海青，诵经、打坐、劳动，在没有窗帘的僧房内，在硬木板床上和衣而睡。面对这样的生活，喜欢ＢＵＲＢＥＲＲＹ，喜欢ＡＲＭＡＮＩ，住在伦敦最昂贵的街区那所价值百万的房子里的书云，却依旧悠然自得。

　　还是在雷音寺，由于天气炎热，没有冰箱，僧侣吃的面条过一日便发馊了，为了盖住馊味，便又在面条里放了大量的碱。这样的饭，书云吃了一口，就反胃差点吐出来。“这大概是我忍耐的极限”，书云承认。而这时候，负责照顾她的女尼善忍一直在用目光关注着她，鼓励她吃下去，因为佛教徒严禁浪费。书云又勉强吃了几口，实在忍不了，便把嘴里的一口饭吐回了碗里，然后把碗推到桌边，表示自己吃完了。于是，善忍伸出手拿过她的碗，将剩饭几口吃下去，抹抹嘴，双手合十，默念一声阿弥陀佛，微笑着看着她。

　　“她一定看见我把最后几口饭吐回去了，可是……”书云说，“这是此行中对我震动最大的时刻之一。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吃自己孩子的剩饭，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吃一个陌生人的剩饭，有几个能做到呢？或许对于善忍来说，天下所有人都像是她的孩子一般吧，你即是我，我即是你。其实，我们所有的痛苦和不满足都是因为太过强调‘我’：‘我想、我要、我希望’……少一些‘我’，我们的快乐自在大概就能多一些。”书云想着，说着，心神仿佛又回到了千里之外的雷音寺，回到了她和玄奘共同走过的那条万里之路上。

　　西行之路并没有让书云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说，信或不信，首先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基督教有一本《圣经》，伊斯兰教有一本《古兰经》，基本上能够让人明白你所信仰的是什么，而佛教的《大藏经》有成百上千本，掌握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她还没有读懂。“也许追寻的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

　　书云喜欢独自走在路上的感觉。她说孤独的旅程反而让关闭已久的心门打开。现实的生活永远比戏剧精彩。于她而言，她只是一个发现者和记录者。

　　在佛语中，万里无云的意思是心无困惑，心无烦恼，是佛教修行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繁华喧嚣的都市，还有多少人在坚持着当初的追求和执著不变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