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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熊德明（资料图片）
2005百姓账本：一位遇难矿工女儿的求学账本
2005年12月22日，重庆北碚区的进城务工人员潘小岗高高兴兴地拿到了100元钱，成为获得熊德明资助金的第一位农民工。从去年7月至今，潘小岗就没有领到过工资，没给家里寄一分钱。家里有70多岁的父母，妻子已和他离婚，3岁的儿子正盼着父亲。然而，他却没有回家的路费。“如果不是熊大姐帮忙，我今年大概是回不去了。等我讨回工资，也要拿钱帮助别人。”潘小岗说。由于在总理面前说实话而引发追讨欠薪风暴的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正进行着一场“爱心回报”行动。在经历了并不愉快的7个月城市打工生活以及到温州讨薪失败的尴尬后，熊德明毅然选择回到了家乡，贷款11万元办起了养猪场。一年下来，熊德明赚了2万元。和家人商量之后，她决定拿出1万元，帮那些想回家过年却没有路费的农民工“了结回家的心愿”。“但愿这点钱，能让全社会都来关爱农民工。”
（一）我卖了第一栏猪，收入2万多元。我要拿出其中1万元，让他们有钱坐车回家过年，用爱心回报爱心，满足他们与妻儿老小团聚的心愿。这是我对社会、对政府、对关爱我的人的第一次回报。今后，这样的回报还会更多。去温州帮人讨薪失败后，我就开始修建养猪场。一家人向政府贷了6万元，修了600平方米的猪圈。自己又向亲戚借了5万元，买回101头小猪。去年10月，90头小猪长大出栏，我们家赚了2万多元。在付清6万元银行贷款的一年利息6000元后，尽管还背着11万元债务，我们一家还是决定拿出1万元回报那些对我们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打工者，我要回报那些关爱我的人。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好想，好想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民工。去年10月，山东电视台请我去做了一档关于讨薪的节目。记者向我讲述了一起讨薪引发的悲剧：一个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老板只给他50元工钱。而这个农民工的老父在下田时摔断了腿，正需要钱治病。他上门向老板要工钱，老板却叫来四个打手对他痛打一阵。愤怒之下，他砍死了4个打手，被关进了监牢。听完这个故事，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觉得农民工好苦、好可怜，我好想用自己的微薄收入，帮他们一把。又黑又瘦的熊德明看上去很憔悴，一双大手，布满皴裂。因请总理“帮忙”讨工钱而闻名全国的她，早已成为公众眼中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代表”，她的朴实，她的坦率，她的牵挂与诉求，无不因其流淌着原汁原味的草根情怀和农家本色而让人一瞥难忘。
（二）我本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妇女，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推向了台前。到现在我还是那样认为，并不是我抓住了什么机遇，仅仅是机遇抓住了我而已。如果说我有什么本事的话，大概就是敢于说实话。有人给我总结的，说我成功是因为说实话，失败也是因为说实话。我因为一句大实话，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潮，我也由此获得重庆市最高荣誉———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特别奖。在颁奖典礼上，我与同时获得该奖项的重庆某公司老总相谈甚欢。随后，我应邀与丈夫和儿子一起来到该公司打工。我在公司任稽核，属于管理层，工作是专门对那些着装有问题的员工和干部进行罚款，丈夫和儿子则在生产车间当工人。我每月的工资在1000元左右，丈夫和儿子的工资加在一起有2000多元。当时，我们还是很满意的，但仅仅一个月，工作中的很多不愉快便开始显现。我是一个老实人，工作中要求特别严，一次，一个调度员未戴工作牌，我当即按规定进行了罚款。调度员三番五次向我求情，但我觉得既然有明确的规定，一切就得按规定办，就严词拒绝了她。事后，有部分员工吃饭不愿意和我坐一起，不愿意和我说话。这样的事情有了几次后，我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在工厂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感到稽核工作越来越不适合我，就向公司提出调换工作岗位的请求。我是个农家妇女，什么重活累活都难不倒我，就是不愿再当干部，去当绿化工、清洁工都行。但是，领导因为各方面的考虑，没有接受我的要求。在厂方再三挽留下，我们一家还是选择离开城市回农村老家。重庆某律师事务所况力彬律师找到我说：“小熊，你作为一个普通农妇，能够站出来维护农民工利益很可贵。如果你能够出来为更多的人维权，就能造成更大社会效应。”我当时也没仔细考虑，认为只要能为大家做点事，也没有什么关系。近一两年来，前来找我帮忙讨薪的务工人员就有上千人，我怎么做也帮不了他们，既然有律师主动上门帮忙，我们就很快签订了“聘请书”，写明“为了替农民工维权，现特别聘请况力彬为我的法律顾问，帮助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随后，我便和况律师一起开始了通过法律为务工人员讨薪的道路。我的亲戚张仁合和张本泽在浙江温州市一家陶瓷厂打工遇到了“矽肺”问题，一直在找我帮忙“讨公道”，我便将此事告诉了况力彬。况力彬说：“这肯定是个‘赢官司’，你如果和我们专业法律工作者一起去，再叫上中央媒体，就能造成很大影响。”在去温州前，我向况力彬介绍的务工人员讨薪业务已达13个。2004年11月30日，我与手握13份委托合同的况力彬顺利抵达浙江温州市，对我们的到来寄予深切厚望的重庆籍务工人员到机场迎接。然而，我对劳动法是一片茫然，更不了解索赔程序，也不具有合法代理资格，温州讨薪之行的5天最终变成一场闹剧，无功而返。经过这次沉重打击，我醒悟了：我的根在农村，我的舞台不在城市。我决心回到农村，发挥我养猪的特长。如果能够顺利赚到一些钱，还要回报给社会。不论人们对熊德明的这段人生插曲如何评价，经历诸多周折的她终于最快地找回了自己的本来价值。她选择了养猪，一个普通农妇能够做出的最现实和最明智的抉择之一。并决定从自己当年养猪的2万元收入中拿出1万元反哺社会，资助困难务工人员回家过年。这种人格力量与道德情怀，无疑让人感动。
（三）2003年温总理帮我讨薪后，政府、社会、企业和许多人对我充满关爱。这些关爱，让我喂大了猪，有了第一次相对较多的收入。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恩情。我回家养猪的消息传出后，好心的邻居将一亩多荒地免费借给我种牛皮菜等青饲料。在这些好心人的关心下，猪儿长得又好又快。我家近三亩的猪场在长江边上，依山傍水，当地人把这里称作“大生田”，意为“风水宝地”。如今，我们一家从老屋搬到了猪场。深冬的清晨，寒风凛冽刺骨。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开始起床煮猪食了。一头头幼小的猪仔，在我眼中就像自己的儿女，看到它们，心里就特踏实。为了帮助熊德明完成心愿，重庆市有关单位专门设立热线电话，接受务工人员报名。凡是想在春节前回家的务工人员，只要打进热线，就可能获得熊德明的帮助。到目前，已经有10多位遇到困难的务工人员受到了熊德明的资助。而今，熊德明的义举已经开始感染社会。负责重庆菜园坝长江大桥施工的中铁大桥局五公司的领导近日告诉记者说：“她对务工人员的爱心感动了我们。公司决定，今年将为全公司300名务工人员多发一倍的过年钱。”因为感恩而回报——熊德明印象本报记者李国本报通讯员罗小光作为一名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普通农村妇女，她面对总理勇敢告白，让高层了解了当前务工人员的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欠薪问题的关注，成了社会关注的公众人物。她千方百计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务工人员鼓与呼。她甚至远赴温州为务工人员讨薪。可以说，熊德明是草根力量的代表，是现代社会个体要素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实际上，这1万元几乎是熊德明一家养猪的全部盈余。考虑到下一个养殖季必不可少的资金投入和并不宽裕的家庭情况，熊德明此举无疑可谓竭尽全力。细细咀嚼她朴实无华的自我表白，除了感动，分明还能触摸到一种最朴素的道德情怀。她一直将自己家境的逐渐好转归功于社会和关心她的人，她始终秉持一颗感恩之心，她自我培育并完善着责任意识。从昔日处境艰难的讨薪者，到今天幸福充实的精神反哺者，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存状况量变、思想情怀质变的民生标本。面对这1万元，人们需要思考的还有很多：相关部门是否应该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否还可以为务工人员提供更多服务？老板们是否应该给自己的良心搞个体检，想想拖欠务工人员工资良心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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