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次在上海购书时我与汪道涵同志不期而遇,这一意外的书缘使我与这位享誉国内外的知名政治家成了朋友。

　　那是1986年5月24日,在上海仙霞宾馆书亭,我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十日谈》,正付款时,身后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我来看看你买的老版本还是新版本。我转身一看,啊,原来是在报纸和电视屏幕上经常见到的汪市长。道涵同志接过书信手一翻,便说,是老版本,5元1角钱,现在新版本已涨到8元多了,你买这本书划得来。听到道涵同志的赞许,我对他对书的熟悉感到暗暗吃惊。

　　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我与道涵同志有过多次以书为题的愉快交谈,而其中最温馨的印象,莫过于在他的办公室里举办的一次读书沙龙了。

　　那是1992年10月29日。在福州路街巷深处的一处小屋里会聚了10多位读书人,房间虽不大,但却热气腾腾,其乐融融。道涵同志先发言,谈到了他正在读的两本书,又谈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还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弱国外交中的大国关系问题,以及涉及市场发育论的有关问题。顺着道涵同志的思路,大家海阔天空地谈开了,无拘无束,看不到级别之分,年龄之分,大家都在平等而活跃的气氛中讨论。汪老情绪特高,不时插话,妙语连珠。在那次聚会上,道涵同志对发生在日本的泡沫经济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建议到会的同志尽快组织翻译有关著作。在此之前,我对泡沫经济一无所知。因此,这一话题给我印象尤其深刻。也就是在那次沙龙的8个月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宏观调控。时隔多年后,我仍然深深地佩服道涵同志在那次读书沙龙中谈笑间表露出来的对经济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道涵同志博览群书、才智敏捷、具有远大的国际眼光。作为晚辈,我与道涵同志的多次交往和讨论,也往往以书为话题展开。1998年5月27日,在一次交谈中,汪老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说看了一本谈论改革的新著。汪老听后极感兴趣,马上问我,你认为这本书怎么样?社会反响怎么样?在整个谈话中,就这本书一连问了我三次。从中可见汪老对此书的关切程度。他之所以重视这个话题,反映了他对党的十五大前后政治形势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关注。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汪老当年还曾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台湾朋友。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在一个城市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岗位上工作了近15年,其间接触了众多的政经人士,而道涵同志作为从政经历丰富的知识型、学者型长辈,无疑是对我的思想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1998年冬天,道涵同志将一套哈佛大学教授波特的名著《国家竞争优势》送我。据道涵同志说,该书是90年代初他作为上海市高级顾问随朱镕基出访美国时见到的,当时爱不释手,回国后便建议国内组织翻译。1998年大陆译本尚未出版,汪老将友人送他的台湾译本转赠我,对这本书,我如获至宝,用了一个星期仔细读完,真是大受裨益。

　　去年3月27日是道涵同志90华诞。考虑再三,我精心选购了最新出版的近20种图书,于3月22日到上海瑞金医院送给汪老。汪老见到这些书分外高兴,他对这些书一一翻阅,边翻边议。病中的道涵,目光仍像以往那样炯炯有神。谈到兴致高处,他让秘书把近期阅读的书从病床上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竟是美国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和新出版的《四方文化中的数学》,而后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两套书,就是数学家读来也是要费些气力的。汪老说,你是北大数力系毕业的,数学我不如你,我主要是从数学中探究西方文化,并研究数学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到汪老病中在读这些书,不禁令我肃然起敬。在那次会见中,汪老与我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畅谈,内容涉及经济全球化、民主与和谐社会等话题。其间,老人家还愉快地回忆起那难忘的读书沙龙。临分别时,汪老送我到门口,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就今后工作和人生中应该注意的事再三叮嘱。望着老人家清癯瘦削的脸庞,我的眼睛湿润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说,过一段日子再给您送书来。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道涵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国家和海峡两岸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失去了一位20年来相知的良师益友,一位慈祥的忘年交。道涵说过,书交是神交,也是心灵之交。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儒雅和睿智,他对我的教诲,将永远成为我一生中温暖的记忆和生活的动力。(本文作者为中共马鞍山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