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季子（兰州商学院经济研究所）

　　虽然对恶意欠薪行为人人痛恨，但是，犯罪的行为只能由法律（此处就是刑法）规定，而我国目前的刑法却没有“恶意欠薪罪”，这在客观上造成各地对恶意欠薪往往无能为力。可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因为法无明文，就放弃追究不良老板的责任，则显然有违民意。

　　在民意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坚持“正义优先”，还是该恪守“罪刑法定”？深圳的此举，实际上是再次将恶意欠薪应否入罪这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再次摆在了舆论的面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助理巡视员马红兵也明确表态说：“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为私有财产，全国人大正研究在《刑法》等法律中增加欠薪逃匿罪，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在相关法律出台前，深圳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

　　通过刑法规范和惩戒非法佣工行为，维护劳动者的报酬权，应该是大势所趋。但是，刑法作为惩治犯罪的依据，又不可能过于具体。如果在刑法中单列“恶意欠薪罪”，那么是否意味着克扣工资、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无视劳动保护、侮辱体罚等等恶意的佣工行为，不必通过刑法进行制裁？或者需要单独为每一项定一个相应的罪名？诸如此类的许多恶意佣工行为，如果分得过于细致，反而会带来定罪量刑中的麻烦。

　　为此笔者建议：增设“恶意欠薪罪”不如增设“恶意佣工罪”，并且将是否“恶意”作为定罪的核心要件。“恶意佣工罪”不仅可以涵盖恶意欠薪的行为，而且可以触及更多的劳资关系层面，对于劳动保护、权益保障等行为都可以进行司法制裁，有利于维护劳工利益。（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