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在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指出：“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实际上是个糊弄人的托词。”吴副省长在基层调研时，追问企业主为什么不给职工涨工资，一旁的地方领导帮腔道：“工资标准高了怕影响投资环境，把好不容易招来的投资者给吓跑了！”吴副省长给这种论调起了个名字：“投资环境论”。（新华社1月12日）

　　谁是“投资环境论”的始作俑者？很多人也许会马上联想到经济学家李剑阁在去年11月所发的一番“高论”：“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其实“投资环境论”在基层地方领导中盛行并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已非一日。“投资环境论”不只认为工资不能涨，劳动者其他权利的诉求，如劳动安全、健康卫生、劳动强度，是都可以用“投资环境论”一口回绝的。

　　手边有一本书，是高小勇的《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高小勇说：“劳动力便宜惊人的柬埔寨，为何少有企业家去投资创业，经济凋敝如故呢？而美国劳动力贵得惊人，为何每年国外投资仍居世界前茅，欧洲每年有大量的钞票流向美国呢？”高小勇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国家的贵贱如何，是否便宜，主要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美国企业与雇员间的生产成本虽高，但与之打交道的政府与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却相对低，像它的电信、邮政、金融、保险、自来水等服务企业亦非垄断。”高小勇还拿山西、河南与广东、浙江作了对比，山西、河南因“交易成本”高而令投资者畏而远之，广东、浙江则因“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而令投资者纷至沓来。在我看来，这里的“交易成本”正是“投资环境”的代名词，而劳动力是否廉价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劳动力廉价，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在权利上是不对等的，一个没有劳动者权利的投资环境绝对算不上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这些简单的道理，一些地方领导不会不懂，吴瑞林副省长一语中的：“投资环境论”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资”的规模与速度，不惜以牺牲劳动者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很少在营造真正的“投资环境”即降低“交易成本”上下工夫。

　　一个不尊重、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投资环境”，当然也具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100块钱可以买一排军队开道的柬埔寨，适合做贩毒生意；劳动者权益没有保障的地方，则会引来一些见利忘义的短线投资者，无助且有损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既不可能形成一支熟练、高质的劳动力队伍，也不会出现真正以打造品牌为目标的企业。至于正当生意人，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辈，是不会把劳动力的廉价当成一种投资优势的。

　　用高小勇的话说，“柬埔寨、非洲的生产成本确实便宜，税收也优惠，但这是生意人已知的，即做买卖，就不会忘记给人工资，买卖不在税钱”。而李剑阁警告说：“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却似乎忘了还有“工资更更低”的柬埔寨、非洲呢。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企业职工的工资不仅不能上涨，还有进一步压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