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每至年关，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便屡见不鲜，年年整治年年见，已成为社会顽疾。1月12日，深圳市有关部门对这一顽疾下了“猛药”，除30多家拖欠薪水的用人单位被公开曝光外，8名欠薪逃匿单位的法人代表，也被公开宣布刑事拘留，这也是全国首例对欠薪者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案件。

　　深圳市的这一措施，显然起到大快人心的效果，除社会各界予以热烈响应外，许多至今未讨到工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们，也觉得政府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审视实施时机，这一举措更显得别有深意。

　　首先，年关将近，因拖欠工资、劳资争议引起的纠纷数量必有上升趋势，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各类破坏社会秩序的群体事件，必须未雨绸缪，提前控制。其次，尽管前有劳动保障部门密切监督，后有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遏制拖欠，追讨欠款的工作力度一直不尽如人意，在此时“下猛药治重症”，自然成为有关部门便捷、有效的政策选择。另外，一直以来，从政府领导、人大代表到基层民众，关于将恶意欠薪入罪的呼声都很高，但这一提议却因受理论界质疑而难以实行，此次公开宣布刑拘8名欠薪者，是一种惩罚与威慑，也是一种姿态与信号，预示着控制恶意欠薪行为的刑事闸门已经打开了。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刑法尚未将恶意欠薪行为列为犯罪的情况下，上述被刑拘者，并非单纯因拖欠工资入罪。据报道，这8名犯罪嫌疑人涉及的事实，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开具空头支票、虚假注资、私刻公章等，被恶意拖欠的，既有工人的几百万工资，更有供货商的巨额货款。可见，这些行为虽种下恶意欠薪的恶果，却未必与恶意欠薪息息相关，其行为本身，即可能构成诈骗、虚报注册资本、伪造公司印章等经济犯罪。以“打击恶意欠薪，维护员工权益”为名义公开宣布处罚，虽然有强大的警示与威慑效果，却未必意味着“对症下药”。

　　我们承认，如果有单位事先没有任何支付工资的诚意，却作出虚假承诺，欺骗他人劳力，事后恶意逃逸的，可以作为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诈骗行为，以诈骗罪论处。但是，这类情形远远无法概括现实生活中纷繁芜杂的欠薪纠纷，把宝全部压在刑法上，显然是对刑罚力量的过分扩张。

　　另一方面，治理恶意欠薪，毕竟是政府职责所在，司法部门有义务提供法律服务、救济渠道与执行保障，但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的力量，却不应该成为治理的根本。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们缺的已不是治理恶意欠薪的部门和制度，而是让这些部门、制度有力运转的机制；我们缺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决心，而是对劳动保障制度锐意改革的行动。

　　就拿深圳市来说，它是全国第一个引进欠薪保障制度的城市。早在1996年，就曾借鉴香港的《破产欠薪条例》，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这一有关欠薪方面的专门性法律规定，使深圳的工资保障制度别具特色。但是，从实施上看，该条例却并未发生有力的作用。比如，按照惯例，欠薪执行本应由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予以保障，但实际上多由劳动部门独立执行，缺乏配合且力量薄弱。

　　在欠薪预警方面，深圳的欠薪保障侧重事后保障，而忽视了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因此，有必要设立有效的预警制度，一旦企业经营者出现不能支付工资的征兆，如搬离机器、转移财产等，有渠道使员工及时申请劳动部门介入，并进行财产保全，以维护自身权益。

　　当然，借助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力量是一方面，除了调整措施，有关部门同时应加强工人维权的制度保障。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雇主相比，农民工个体的力量显得薄弱，因此，在《工会法》的体制内，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独立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亦是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建设，未必能达到一蹴而就的效果，却是根治恶意欠薪问题的系统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