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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王维（29岁）
今年才29岁的王维是广州市白云区某五金厂办公室文员，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变故———他的家飘摇了三次，从云南到江苏。他有1个生父和两个继父，他一生改了三次名，有三个不同的姓，他的姐姐们在这种风雨飘摇中一个个离家远去。然而，即使再多磨难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改变命运的思考和努力。
“经历了这么多，我开始接受每个人的命运可能都不同；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王维
“我总觉得，在等待机会来临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自己的本事先准备好。”———王维
文/记者邱瑞贤 图/记者王子恒 也许你不相信，我的人生际遇就是一部被极端戏剧化的小说。我从小到大都记日记，到现在已经积攒了8本，因为我时刻在准备着，我将来要把这些磨难都写成一本书。
我出生在云南元谋一个贫穷的家庭，在我才一岁的时候，悲剧就开始了———我的父亲因为淋巴瘤去世。母亲带着四个姐姐和我嫁到了昆明的陆良县，但是生活没有因此而改善过来。四个姐姐都长得很漂亮，但是经济困难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这个再婚家庭，继父的暴躁脾气以及不轨行为使我几个姐姐几次离家出走。
熬到大姐出嫁，厄运仍然缠绕着我们，她的生活看起来不如意。1986年，母亲认识了从江苏来做生意的一个年轻人，于是她决定把大姐“营救”出来。今天看来，这因此又拆散了一个合法的婚姻家庭，使一对母子分离。
事实上，这种“营救”没有改变大姐的命运。继父让母亲带着我们去已经再嫁到江苏的大姐家住，他自己则仍留在云南。历经周折，我们终于到了江苏。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这名江苏男子说的“生活富裕”只是个骗局，这里的生活条件甚至还没有我们云南的家乡好。
1986年底，因为大姐家里陡然增加了我们这几口人，生活愈加困难起来。母亲又想方设法把三姐嫁给了大姐夫的弟弟（其实他家四个儿子都是光棍）；然后把二姐嫁给了另一个村子的男人。仿佛有个诅咒———二姐的婚姻也不幸福，13年后二姐放弃了已经10岁的儿子，放弃了这个家，从此“逃”得无影无踪。
到了这个时候，本来7口人的家只剩下四姐、我和母亲三个。二姐夫当时还算“义气”———他答应照顾我们的生活，并把我和四姐都送进了学校读书。但是还没过一年，一直留在云南的继父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又寂寞孤单，最终跳河自尽。
消息传来时我心里没有多大悲伤，因为我并不觉得他对我们有多深的感情。但是，从此二姐夫一家就想尽办法劝母亲改嫁，此时我已经11岁了，我不愿意再跟着母亲去一个“新家”，找一个新父亲。但是母亲不这样认为，她急于要找一个人来供我读书成材，因此最终去了江苏宿迁的新家，又嫁了一个人。
事实上，这个在码头做搬运工的新继父也根本没有能力供我们读书———四姐没能读书，才16岁的她到处干建筑小工挣钱；我已经初中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家里再也没钱了，大姐资助我读职业高中，但读了一个学期就再没钱交学费，我退学了。
没法读书，我只能出来工作。那时没有“民工潮”，我只好跟着四姐去砖瓦厂拉砖坯，给私人盖房子做小工，后来又跟着二姐夫去山东做建筑工，但是都没赚到什么钱。再后来又到南京学电脑，但是却找不到好工作，最后到武汉一个餐厅做打杂的服务员，1995年底又回了家。
到了此时我仍然是“一穷二白”，但是我却觉得自己不能再漂泊了。我到劳动局报名去了扬州一家服装厂工作，一直到1998年底，其间我做过平车工、裁剪工、质检员……辛勤的工作让我积攒了一点钱，开始想创一番事业。当时扬州的毛绒玩具出口很多，我便与人合作开加工点，租了厂房，做了几批来料加工业务，但是却因最后一批的质量不行而亏本。
来广州是被“骗”来的———2002年5月我在一家皮革厂签了3年的合同，才做了一年的工作，一名朋友引诱我到广州来，我来了才知道他是做传销的，我马上就报了警。三天后就离开了番禺那个地方，从此开始在广州漂泊。
我先在海珠区一个珠绣厂穿了3个月的珠，因为工资太低我来了现在这间五金厂，现在做的是人事工作兼资料管理。虽然目前工资也不高，但我在这个厂从底层做起一直到现在这个位置，老板也很赏识我。
从1992年到如今，我已经离校13年，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虚度。我漂泊无着，但是没有钱寄回家，自己创业又失败，我没脸回家也不想回家。
继父和我简直水火不容，我每次回去都呆不长，他几次把我撵出家门，说没钱就不指望我，要不干脆回云南。他脾气不好，和邻里关系不好，甚至和自己的弟弟都相处不好。几个姐夫因为每年送礼送少了，也被他撵出家门，结果他们发誓再也不来我们家。就连家里最后一个孩子四姐，也早早出嫁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
在我没有赚到什么钱的那几年，每年我回家都没地方住，他将我堵在屋里打，还记得有一个晚上他把房门锁上了，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蚊虫陪伴我在院子里蹲了一整夜。
我没法和他沟通，我承认我恨他，虽然他抚养过我，但是他却经常说，“我不指望你养我，你把我这几年的抚养费还给我！”
母亲却不舍得离开这个家，她总说她已经从元谋跑到了江苏，两手空空，要是离开了这个家就没有什么家业留给我了。
我已经快30岁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事业、爱情两手空。因为很少回家，所以说起来很悲哀，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过亲。在打工的日子里，我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女孩，但是因家庭和经济的原因，都一一告吹。
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拥有自己的家，我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你的家，你给我走……”我想这世界上和我一样经受这么多家庭变故的人不多，所以没人能理解我有多么强烈地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独立家庭。
现实却不容我实现这样的想法。有人劝我去做上门女婿，我很不愿意，因为我不想再过任何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的姐姐们曾说过，“就算有肉吃，但是天天被骂有什么用？如果开心，天天吃青菜也没问题啊。”
江苏那个家我不知道还应否回去，我曾经发誓：在外面再难，也不回去！但是如果不回，我真不知道何处才是我的家？
我不恨母亲，她是个为了我好不惜一切代价的母亲，她也很难。她甚至说过：“如果有人认你做义子，你就去吧。”如果我条件成熟，带母亲离开那个家到自己的家，娶妻成家，一家三口，这是我最向往的幸福生活。但事实上我抛下继父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
我常常想着这些问题，觉得人生真是磨难。
这么多年来颠沛流离，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我什么都愿意学，琴棋书画我除了棋都会一点，大家都说我是个优秀的人才。我自嘲“轻弹细弦笔墨舞，闲时偶有拙文露。”
虽然生活磨难如此多，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和规划，我一有空就会读书看报、学习各种新知识，现实的窘迫不能磨灭我一丝努力的决心。因为我总是问自己———当机会有一天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学好本领，你要用什么去接受？
进入2006年了，我也进入了人生的第30个年头。短短几十年间我改了三次名字———最早是跟亲生父亲姓文，后来跟第一个继父姓周，现在是再跟第三个继父姓王。最后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改的，我原来是想改“王伟”，因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自己能有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登记户口簿的时候，被写成了这个“维”。不要紧，反正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就行了。
家庭的磨难不断地试图浇灭我的努力和强烈的创业之心，甚至不断打击我出人头地的想法。但是我仍有力量。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被刊登在《扬州日报》上，有一句是”即使寒冬正在侵袭，也有春意即将临来”。
我知道，要想让别人看见自己，要自己先学会发光。打工之余，王维会认真地学吹口琴，看书或写书。
记者手记
不到5平方米的屋子里，弥漫着一阵淡淡的霉腐臭味。自称29岁看上去却是不相称的老相，谁都能看出他生活的窘迫。当记者踏进这个小房子里时，实在难以把其与收到那封笔迹娟秀的信联系在一起。那种字体不是一日之功，看得出来从小就是个渴望自己出人头地的孩子。
就是这破房子，有满屋子的书，这些书有创业的，有各种技术的教材，他每天收工回来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度过，看书或者写诗。
他坦然承受着生活的磨难，命运在他一生下来时，就不断地把他扔到了一个个烂摊子前，不管他懂事与否，他都只能承受。
但是他仍然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在他的倾诉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他在困境中仍未失去对前程的美好憧憬，而且不光是憧憬，至少他从未放弃过思考和努力。（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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