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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票贩子“蹲守”在北京站地铁出口处，不断询问过往旅客：“火车票要不要？”
1月12日，《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执行者———北京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张西等三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票贩子群体作了进一步的剖析，并讲述他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的票贩子的故事。
同一天，本报记者赶赴北京站，目击票贩子与旅客之间的交易。“鱼皮子”：为争利益扎死同行
“鱼皮子”，35岁，最早在南站倒票，后来转到西站。2005年，又转到北京站，仍以倒票为主。
同是票贩子的“驴打滚”平时在北京站倒票，晚上在广场坑害旅客，什么都干。后来，两人因利益之争而发生矛盾，“鱼皮子”从停车场追到红绿灯栏杆处，将“驴打滚”扎了四刀，致后者死亡。随后，“鱼皮子”逃隐。
张西说，诸如此类的争斗，在票贩子之间经常发生。他们所了解的，还有票贩子“黑土豆”的弟弟在江擦胡同扎死同伙“臭虫”、西站“麻杆儿”家族和“锅底儿”家族群殴、“麻杆儿”家族和“小细腰”家族群殴的事情等。女票贩子：以怀孕“保护”自己
张西说，他们接触的一个女票贩子，总是处在怀孕期，为了躲避抓捕，她总是在怀孕两三个月后又打掉孩子，自己在家休养几天就又出来干，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曾经怀孕过几次。
还有的女票贩子一被警方抓进去，立刻声称家里有孩子，女票贩们的丈夫听到消息后，多半会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让警察帮着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
张西曾亲眼见过一个小男孩，母亲被警察抓了以后，父亲把他送到派出所，他对警察是又踢又闹，还威胁说，警察不放了他的妈妈，他就吃住在派出所了。“念珠”：女儿生日收到礼金8万
“念珠”，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北京站，曾以在铁路上偷窃为生，后“转行”倒票，曾经“风光一时”，成为票贩子团伙“西北帮”的“老大”。
张西第一次见到“念珠”时，他手上戴着一串念珠。“念珠”说，那是一名和尚跟他买票时，他不忍心要高价，和尚送了他一串念珠，说他“有善心”。
“念珠”最风光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他是票贩子团伙“老大”，那时每天只需躺在家里数钱。
“念珠”曾经给女儿举办7岁的生日宴会，在一家豪华饭店里订了包间，很多票贩子都慕名前去送礼，那阵势就像火车票贩子们的一次大聚会。最后，光是礼金“念珠”就收到8万余元，还有些“同行”送戒指、项链。
赚了钱后，“念珠”染上了毒瘾。后来被抓去坐牢，到2004年被放出来时，票贩子已经换了一拨又一拨，火车站也“变了天地”。他决定重操旧业，从一个小票贩子做起。
张西说：“票贩子们通常没有长远的打算，有的人想干几年，赚了钱就改行，毕竟倒票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有的人除了倒票不会干别的。”
张西说，有一些收入丰厚的票贩子，大多在城里买了一套甚至多套楼房，让家人或亲戚居住，而自己为了倒票方便，仍然在车站附近租房。而那些倒票所赚只购维持生计的人，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是郊区的平房里，房租每月100－300元。“二人转”：吸毒致穷后倒票
“二人转”，40多岁，她经常蹲在北京站前的邮局旁抽烟等待“客户”。
“这女人说话很大声，一见我就以姐妹相称。”调查者之一张西说，她遇见“二人转”时是在去年五一前。听说她来买去往青岛的火车票，“二人转”立即站了起来。谈好价钱后，等人送票过来时，“二人转”怕张西等急了，赶紧说：“我给你唱二人转吧。”说着就唱了起来，还说：“咱这叫服务意识。”
不一会儿，一辆轿车开过来，车里的人给“二人转”送来一叠火车票。“二人转”对张西说，开车那人原来也是北京站的票贩子，后来赚了钱，开了个饭店。她还说，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也赚过100多万元，后来都用来吸毒了。张西说，“二人转”的事情很多票贩子都知道。
“二人转”告诉张西，她第一个丈夫被判刑后，她到北京开始倒票。嫁给第二个丈夫后，生了个儿子，后来，因为她吸毒，丈夫跟她离了婚。再后来，嫁给第三个丈夫，生了个女儿后，丈夫却跟别的女人跑了。“二人转”跟张西炫耀说，她的儿子长得很帅，也在北京站倒票。
此后，张西还跟“二人转”有过多次接触，发现她整天在火车站“飘”，生活极不稳定。“小欧巴”：票贩子中的私生子
调查中，张西遇到最小的一名票贩子只有14岁，他的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北京站倒票，他出生在北京站。而类似的情况很多，一个绰号叫“小欧巴”的，今年已经20多岁，他自己也说不清父母是谁，是个私生子，以倒票为生，开一辆时尚的大摩托。
因为有钱，据说“小欧巴”还找了个女大学生当媳妇。暑运期间，警察又被“小欧巴”骗了一次。那次，警察把正在倒票的“小欧巴”抓了起来，要拘留其15天，他苦苦哀求警察，说媳妇怀孕8个月，家里没人照顾。警察信以为真，把他放了。后来证实，“小欧巴”说的是假话，但已找不到他。记者目击票贩子在退票口现场交易
1月12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站前，观察票贩子们的“工作”。
当天中午，记者刚从北京站地铁口出来，立即有几名男子围了上来，喊着：“火车票要不要？”
记者假称到哈尔滨，跟其中一名票贩子谈价钱。他说，到哈尔滨的卧铺要加价200元。记者问，能不能少一点？对方很肯定地说，不能少。
记者说：“我先到售票厅看看再说吧！”这名票贩子说：“你到里面肯定买不着票，等你要了回来再找我。”记者问及他的联系方式，这名票贩子断然拒绝了，他很警惕地说：“我哪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稍后，他又对记者说：“你就到这儿（地铁口）来，准能找着我。”
记者在售票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如这名票贩子所说，已经难以买到次日去往哈尔滨的卧铺票了。
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站退票口。此时，退票的旅客在退票口排成了两条长队，在队伍的两边总有一些不带行李的人不停地走动着，盯着每一位旅客手里的火车票，并不时上前与旅客谈价钱，谈妥后立即掏钱买下，再就地转手卖掉。
在这些人中，一名手持拐杖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手里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火车票，在退票口来回转悠着。
一名旅客过来，看完“拐杖老人”手中的票后，双方开始谈价钱。随后，男旅客从钱包里掏出了钱。两人为几块钱零钱是否给争了起来，最后，购票的男旅客把钱补齐后，拿着票离开了。
卖掉两张票后，“拐杖老人”转身离开。记者试图跟随“拐杖老人”，看看他的取票地点究竟在哪里。但他显然非常警惕，突然快步走了起来，在人群中左转右转之后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拐杖老人”再次出现在退票口。与刚才一样，他手里仍然拿着两张“北京－哈尔滨”的票，票面朝着旁边不断穿行的旅客。
半小时后，“拐杖老人”的这两张火车票又出手了。票贩子的“工作”方式
历时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逐渐掌握票贩子的“工作”方式，他们将票贩子的不同类型以及在票贩子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行话”归纳如下：倒票类型
兼职型：淡季时倒演唱会票、电影票、球赛门票等，旺季回到车站倒火车票。
专职型：除了倒火车票，别的不干，也干不了。
单干型：自己买票，自己倒票。挣不了大钱，但有机会就向旅客疯狂要高价。
团伙型：几个人结伙一块干，有拿票的，有侃客的，有出票的，有收钱的，有望风的。
固定关系型：这部分人利用已有的拿票”人脉“，给需求量大的旅行社和公司跑票。比如一个公司有300人出行，每张加收30元，就能净赚9000元。
家族型：以家族为单位，亲戚聚在一起倒票，时间在3年以上，以倒票为主要谋生手段，从中获利的数额远远高于从事其他服务业或商业的收入。
单位型：在一些招待所门前公然挂着“代订火车票”，每张加价30元等。
售票点型：有些非法的售票点出售火车票时加价20至100元不等。这种售票点，找一个外地人集中的地方，或者有个门脸立个牌子几个人就可以干了，一个登记的，雇俩跑票的，就开张了。倒票“行话”
老炮：泛指在火车站倒票10年以上的老票贩子。
拿票：旅客拿不到的票，他能拿到。越是紧俏线路，越能拿票。比如一张沈阳北，原价246元，拿票的人对扒皮的说，350元可以归票。扒皮的就知道加价的底线是104元。他们扒皮时，就会喊400元，扒皮的挣多出来的50元差价。
扒皮：自己没票，但基本知道拿票者出高价到多少钱，他跟旅客砍的价钱要比票贩子出的高，高出的部分是他挣的，一般价格在10至200元不等。
叫票：叫票者手里没票，在广场上叫喊出售火车票。有三种可能：有可能自己的票藏在某处；有可能藏在同伙手里；也有可能根本没有，先找到客，根据客人需要，再找“拿票”去要。
侃客：自己没票，专门跟踪那些看上去想买票的旅客。一张票原价200元，如果300元能归票，侃客的人多半会砍到350元，如果侃客成功，他可以挣高出的50元钱。
扎蛤蟆：自己没票，告诉旅客说，自己能买着票，别人买不到。拿着旅客的钱为其代买火车票，以收取好处费。这群人多与售票员关系较熟，掌握一定信息，知道哪个窗口有票。
低接平出：接旅客的退票，一般在退票口。旅客退票给车站，车站要收取20%的费用，退回票价的80％。他就以略高于80％的价格收购，比如90％，然后平价或高价卖出，吃其中的差价。
跑票：未经铁路系统允许私自开设的野点的务工人员。他们是专门为打电话订票的旅客或公司送票、时常穿梭在火车站—黑订票点—旅客之间的人。他们的工资是计票工资，一张票挣5-10元，老板挣10元左右。
骗票：有两种情况：买一张短途票，2元钱到丰台，夹在时刻表里，在候车室找各种机会跟有票的旅客闲聊，套老乡或同一趟车为由，拿时刻表给旅客查到站，在查的过程中，迅速将车票调换，找借口离开，到退票口退票；也有的是收取旅客或别的票贩子的钱，称自己能拿到票，结果拿到钱后没人影了。
吃夜活：夜里10点以后，利用半夜到达车，中转旅客买票，坑害旅客。
打早：指那些凌晨四五点到火车站，什么都干，比如扎蛤蟆、扛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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