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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广东省清新县的朱桂祥医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回老家,旅行袋里装着各种奖励证书。本月上旬,卫生部授予了全国200名乡村医生“优秀乡村医生”称号,并首次奖励每人5000元。朱桂祥是广东7位获奖者中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到北京领奖的代表。

　　今年58岁的朱桂祥有着37年的农村行医记录,他一路从“赤脚医生”做到乡村医生,在他看来,卫生部的奖励是对他这位“赤脚人”扎根农村的肯定。有专家说,政府必须为农村提供医疗保障等公共产品,卫生部首次奖励乡村医生透露出国家重视“恢复农村优良卫生传统的一个信号”。

　　人物

　　朱桂祥

　　经历“赤脚”行医37年

　　现状自收自支的镇卫生站医生

　　作为一名持证上岗的乡村医生,朱桂祥现在任职于清新县禾云镇黄田卫生站。记者到访,恰遇他背着一个旅行袋从北京领奖回来。尽管称呼改了,但朱桂祥还跟30多年刚做“赤脚医生”时一样,现在仍然经常背着那个贴有红色“十”字的药箱,骑几里的车到来到某个村民家里打针。

　　入行后从未按工计酬“赤脚”行医赢得尊敬

　　1969年,20岁刚出头的朱桂祥被公社派去参加县卫生局召开的合作医疗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桂祥响应号召成了一位“赤脚医生”,而这一当就是37年。

　　朱桂祥说,那个时候在生产队里,“赤脚医生”在外人看来是受人尊敬的,平常不需要参加劳动,为社员看病打针可以收些药费,另外还要从生产队里拿到补贴的工分。但是,只有朱桂祥自己了解当时工作的不易,村民的那份尊敬、“赤脚医生”优良的医德,都是他们长期不计报酬工作的结果。

　　急诊一来就得上路大年初一也不离岗

　　朱桂祥回忆说,在1978年某个风雨肆虐的晚上,屋顶上的瓦片好像要翻起来似的,有个村民急冲冲地跑到朱桂祥,说他妻子在家里生产,孩子是出来了,可是胎盘没出来,正流着血,家里人吓坏了。

　　朱桂祥立即披上雨衣,背起药箱,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可是没走多远,风太大了,自行车根本就骑不上去,他只好推着车赶路。赶到产妇家一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大出血!“不行,得马上送卫生院!”朱桂祥又帮着产妇的丈夫,冒着大雨,艰难的把病人送到了卫生院,救下了母子俩的生命。

　　还有一次,是1985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朱桂祥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风风火火赶来的一个老病号说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又拉又吐。朱桂祥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着自行车就往他家赶。原来老病号的妻子得了急性胃肠炎,经过打针吃药,病人的病情逐渐好起来。朱桂祥这才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上世纪80年代初,清新县开始包产到户,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依托,对朱桂祥来说,“赤脚医生”的“甜蜜的时代”结束了。他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公共补贴,成了完全自收自支、市场化的农村医务人员。

　　曾经同行或歇手或改行三儿宁打工不愿“接班”

　　此后,为了生存,朱桂祥必须提高收费标准。但是清新县是贫困县,政府无力支持乡村卫生站的建设,而农民的收入也非常有限。他的卫生站现在平均一天大概要为10个村民看病,大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他也就收费几块、十几块不等。而此间村里的三个赤脚医生,后来一个年纪大了,一个转行做生意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

　　朱桂祥告诉记者,他有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学医日后接班的,老三曾经跟过他几个月,但后来抛下一句“太辛苦了”的话也出去打工了。“现在的年轻人受不了苦,我做‘赤脚医生’晚上步行上门打针是常事,但现在的人不愿做。”朱桂祥很无奈。

　　尴尬：赤脚医生“转型”如何避青黄不接?

　　据卫生部统计,在我国百万乡村医生大军中,46岁以上的乡村医生占了1/3。令朱桂祥没想到的是,在本月卫生部的表彰会议上,代表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个现实而又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这一代“赤脚医生”,用不了几年将要成为历史,年轻人暂时又接不上来,以后农村的卫生工作谁来做？

　　全省农村

　　近四成人患病不就诊

　　作为“赤脚医生”,朱桂祥是受人尊敬的,但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影响不了我国农村医疗体制的变迁。

　　省政协不久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广东省农村有38.4%的人患病后未就诊,26%的人需要住院治疗而未住院,“部分群众因为没钱到医院看病,常常小病忍,大病拖”。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已成为农村不稳定因素之一。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生病一住院,一年就白干’,这是广东省部分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医疗保障是个社会安全机制,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省政协委员、曾任广东药学院院长的梁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梁教授说,几十年前,我们曾经用极少的资金投入解决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之一。这次卫生部首次奖励乡村医生,向公众发出了重视农村医疗,“恢复优良卫生传统的一个信号”。

　　“赤脚医德”

　　应该获得社会尊重并传承

　　长期在广东药学院从事医疗教育工作的梁仁教授对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1971年、1972年,广东省每年优选几百人到广东药学院培训。“他们有很好的经验,有优良的医德,我们要提高的只是他们的科学性,操作的规范性。”梁教授说。

　　梁教授还提到,优良的医德是赤脚医生的重要特点之一。“‘医生不医自家病’是行规,但‘赤脚医生’顾不了这些,他医治的全是自家人、亲戚和邻居,不但自己为他们看病,还要陪他们到医院看病,他们的医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自发而成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梁教授多次随医疗队到农村驻扎,因此对“赤脚医生”行医的艰苦环境也有着切身的体会。“有些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出去看病,只能打火把。”

　　“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是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也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少。”梁教授说。

　　基层医护

　　奠定国家医疗网根基

　　“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初期。“集体经济解散了,他们不再分享工分,也就失去了依托”,梁教授解释说。从此以后,市场先把合作医疗培养起来的“赤脚医生”按“市场化原则”改造为自食其力、自负盈亏的“乡村医生”。据统计,到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陡降至5%。

　　1999年5月1日,我国首部《职业医师法》实施,规定医师都要经过考试和持证上岗。梁教授说,这又从制度上去掉了“赤脚医生”的根基。但是,农村规模庞大的“赤脚医生”中大多数也像朱桂祥一样经过培训、考试等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

　　“事实证明,不管是‘赤脚医生’也好,乡村医生也好,中国农村缺不了最基层的医生,他们是我国三级医疗网的‘网底’,目前的乡村医生某种意义上是‘赤脚时代’的回归”。

　　剖析

　　基数庞大制度保障薄弱

　　农民有病参保无病退保

　　瓶颈一医疗资源城市独占八成

　　赤脚医生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的瓦解,把农民看病完全交给了市场,同时市场再按“效率原则”配置卫生资源———卫生资源因此“返城”了。据统计:医疗资源城乡不平衡问题相当严重,其中80%集中在城市。2004年,广州、深圳两地卫生中医经费占全省卫生中医经费的48.8%,如加上省直,则高达58.2%。

　　瓶颈二农村潜在医疗“供需”脱节

　　调研中还发现,在剩下不多的医疗资源中,各地又大部分集中在市县两级。农村和边远山区卫生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其中,乳源县柳东镇余东林卫生院工作人员11人,日平均门诊人数只有5~6人。

　　瓶颈三保障不力致农村医保结构单一

　　面对农村日益严峻的医疗缺失状况,2002年,我国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广东省政府决定从2002年起,用9年时间分阶段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要求2006年全省农村参加合作医疗覆盖率达60%以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出一点,地方出一点,农民自己出一点”。而据2003年广东省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农村有71.8%的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而且是“有病才参保,无病就退保”。农村居民一旦患上大病,医疗费用七成靠家庭和亲友,二成靠借款,不到一成靠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

　　建议：乡镇医院暂缓市场化

　　镇卫生院国家发工资

　　对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梁仁教授认为,这个制度现在来看的确是个好制度,但问题是不能照顾到大多数人。梁教授建议从农民的医保费用中拿出一部分钱给门诊,降低门诊的费用,方便农民看“小病”。

　　另外,梁教授认为,乡镇一级的卫生院是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关键。“乡村医生只是看看感冒发烧之类的,平常负责在防疫、卫生宣传,村民真正生病了应该就近去镇一级卫生院。”梁教授还说,让农民“坐着牛车走几十里去县医院不现实;而一个乡镇一般10来万人,可以照顾村民就近治疗。”

　　“现在乡镇卫生院既要靠自己挣钱为医生发工资,又要靠自己挣钱买器材、盖楼,农民的医疗费不上去才怪。我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像支付教师工资一样,同样支付乡镇医生的工资,乡镇医院也不要市场化了。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减轻农民的负担。”（窦丰昌 柯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