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庆

　　出一本书法集，写三篇小说

　　人物周刊：听说你当年高考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

　　张保庆：当时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外法语系，后来被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录取，因为我血压偏高，他们两次发电报过来让我复查。那时候的人们很纯啊，现在血压高算个什么，吃两片降压药下来不就算了，那时候人们从来没谁想到弄虚作假。老师怕我血压高，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骑车带着我这一个大小伙子，到县城去复查，两次血压都不过关，上北大就不行了。

　　被北外录取也是附加了条件，如果血压高还是录取不了的。也怪了，后来我干脆什么都不想，吃过午饭就睡觉，思想放松之后，到北外复查血压过关了。

　　上大学时，我是北外的保守派头头，1965年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我觉得自己没错，一个检讨都没写。当时我就想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回老家，后来到部队农场锻炼两年。

　　“文革”对我人格是个很大考验。当时，如果我做了检讨，反戈一击，造反派还准备让我去做头头，不过我不干，很“顽固”。

　　当时，我对象的父母都在监狱中，我还是坚持，该结婚就结婚。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的人生选择中，你有过波动吗？

　　张保庆：我的职业选择都是服从组织安排。“文革”后，我从天津调到教育部，又被派到法国工作。如果想当官，当时在天津留下可能比后面当的官大，但是我和我夫人就决定不当官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消极过一段时间，不想再干了，太复杂了。后来我们下决心在法国使馆干几年，把外语水平提高提高，以后就从事法语教学、研究、包括翻译工作。我们在法国工作了五年，大概五分之四的钱都在法国买了唱片、书籍、各种资料，现在家里还摆得满满的。

　　后来又调我回教育部办公厅工作，我就不愿来，我说我不适合坐办公厅，结果呢，硬要我来。我有个毛病，一旦我答应去干这个事情了，我决不应付，全力以赴去干，我就是这种人。

　　人物周刊：法国文学研究这一块就放下了？

　　张保庆：放！时间不允许了，因为我1989年到了办公厅。办公厅的工作简直是不分白天黑夜，因为这个我连孩子教育都耽误了。连星期天都没有，那你哪还有时间去搞法语？后来当了副部长，恰恰不叫我管外事，叫我管计划、纪检、财务、老干局，还有机关党委。如果管外事的话，我的法语英语都能捡起来的。

　　人物周刊：你还翻译了《茶花女》？

　　张保庆：这本书出的差错太多了，我很生气，书印出来后我和谁都没有提起过。我翻译得不错，但是出版社做得很不好。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你出版的时候我来校对。那是我在外事司当副司长的时候，人家约我。因为原来的翻译不太流利，有点发涩，我和我夫人还有信心把它翻译得更好一点。最后最不满意的就是出版得很粗糙，校对漏洞太多。读者一读，他不认为是出版的问题，他认为是我翻译的问题，所以我很生气，我把出版社大骂了一通。因为《茶花女》是个名著，我既然重译了，就要把我的特点表现出来。你看，几乎每一页都有错别字。我叫出版社重出版，他又舍不得。

　　人物周刊：新闻报道中说你你平时爱好挺广，写旧体诗，还喜欢书法，书也读得杂。

　　张保庆：我读书很快的，很多书都是一晚上就读完了。我还爱睡懒觉，都是八点以后吃早饭，吃完早饭有一件事必须干，花一个小时，把所有的报纸杂志浏览一遍，上午就看书。看刚出来的新书，看人物自传。诗词是少不了的，过一段时间就到书店看一看。我是河南人，在一些韵脚上功夫还是不太好。如果不上班，中午大概睡一个小时午觉，然后练字。朋友都是下午来，坐一坐聊聊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有好的电视连续剧就看，没有就回书房练字看书。

　　我自己偏爱的重点一个是古典诗词，一个是书法。

　　人物周刊：听说您要写三篇小说？

　　张保庆：是准备写小说，写三篇。

　　一篇是写狗的，有很多素材和亲身经历，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反映出来，说做人做事的原则问题，可以写个中篇。我也很喜欢狗，现在还养一条小哈巴狗，养了十年了。只要我回到家，它就和我行影不离，我干什么都跟着，我写字它就在桌上趴着。

　　第二篇小说根据我自己年轻时在部队的观察和感受，写用人的问题。从省级干部写起，怎么看人、用人、培养人。这本小说出来会很麻烦，会暴露什么样的人真正能干，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容易成功。有些小人也得势了，真正能干的人也不一定成功，所以不是那么理想化，写出来会揭露官场上的东西。人物原型我都有，很生动，我也有很多感受。但是说归说，写出来不太容易。

　　再写一个关于母亲的。我的母亲不简单，我对母亲很尊敬。

　　人物周刊：你以前写过小说吗？

　　张保庆：中学时就写过，读高中时发表过，后来没怎么写。写小说很有意思，我对现在的小说不感冒，我还是想参照传统写法。我为什么订《报刊文摘》？一般评价不错的纪实小说它都会介绍。可是现在都是小题材大写法，写内心世界和自我的比较多。我选这个题材，和我个人经历有关。通过小说批判一下这些东西，张扬一下努力做事要讲原则，做人、用人都要讲原则。特别是领导在用人上不要有私心，要对人民负责。

　　人物周刊：2002年教师节前，你为自己刚去世的中学老师田老师，写了篇6000字文章，署名“抱清”，投给中国青年报……

　　张保庆：本来没打算写的，后来听到老师去世了，忍不住关上门写出来了。那几件事都是真实的。1967年，北京高校里最乱的时候，他听说我挨批，到学校来看我。到处都是批我的大字报，他也不怕，到处找我，我们俩在颐和园谈了一天。他是我这一生仅有的两位好老师之一。

　　我现在很坦然，也很安然

　　人物周刊：能谈谈你的家庭、孩子吗？

　　张保庆：我有一个老伴，是我大学同学，学法语的。我们是患难夫妻。我的诗集《抱清吟》的那个序，就是我老伴高如峰写的。她是中央教科所的研究员，今年也退休了，比我小一岁。

　　还有个女儿，我对她要求很严的。她小学初中都是靠自己，高中成绩不错，后来受了点影响，不想上大学。我当时在教育部办公厅，忙得实在顾不上，后来知道已经晚了。她自己读了成人本科。她在社会奔波了好几年，什么工作都干过，我觉得这也是个锻炼，就叫她好好闯几年。女婿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在北大方正工作，他们现在没孩子。

　　我这个家庭很好，我女儿和夫人在为人处世上和我是一致的：可以不当官，但一定要注意人格人品。我夫人是最反对我当官的，早就劝我退下来吧退下来吧。在廉洁自律这方面，她把关比我严多了。我自己有个规定，不准到家里谈工作，到家里去说不清道不白，容易送点东西什么的。我爱人也不接待，有事到办公室谈。这一点我很自豪，夫人见钱眼开，你就麻烦了。

　　我和我老伴是患难夫妻。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纯粹就是看重思想好，品质好，哪像现在这样，尽看表面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她和我是一派的。我这个人很保守，因为咱从农村来的，从来没想着高攀，但在这个问题上很严肃。因为是一派的，在一起接触多一些。造反派造谣说她不好，我也不在乎。后来到部队锻炼，我的连长很好，他有一次找我说，人家都说你们俩好，真的假的啊。我说没有，我们俩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1969年，外交部要调我走。临走前一天，连长又说，你们俩到底怎么样啊。我说连长你去问问她有什么意见，如果她没有意见，我也就没意见了。连长很热心，就在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在他屋里，他把她叫去，我们当面说开了，也就明确关系了。

　　人物周刊：据说送你到北京上大学时，你父亲曾让你“不贪财色”。

　　张保庆：这个对我影响很深，不贪财色是过去旧社会做人的根本。我父亲是个农民啊，送我去北京上大学，为了省5毛钱，他和我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他是农民，没有多少话讲，到了车站，给我一句话：“保庆，你也大了，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讲，但你要记住，这一辈子不要贪财不要贪色。”

　　这个话从我父亲口里讲出来，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教育，我后来越来越感到厉害，你看现在社会上多少高官都栽到这两个问题上了。

　　人物周刊：回想自己这一生，你觉得幸福不幸福？

　　张保庆：用四个字比较能够符合我的心情：“坦然、安然”。坦然，是因为我没有干亏心事；安然，我能做到今天，也感到满足了。

　　至于幸福不幸福，不能笼统说。我这一生过得还充实，家庭也不错，应该也是满足了。现在我哪都不愿去，请客吃饭我一般都回绝了。我那个诗词书法小天地，一钻半天，也很好。

　　为什么不用“幸福”这个词呢？我内心确实还有很多忧虑，我说过“忧党、忧教育、忧自己”。这话是我在“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上讲的。“忧党”，是指我们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高枕无忧啊。很多人一天到晚，洋洋得意自吹自擂，没有看到党现在存在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只教育别人，自己搞不好也完蛋，假廉洁真廉洁不是装出来的，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现在“糖衣炮弹”满天飞啊，不自律不行。

　　不要大吃大喝，当官的在吃喝上讲排场，真是很低级很庸俗的东西。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较大，一顿饭吃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吃掉农民一年的收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怎么行呢？我对这个是很厌恶的。心里很反感这些。这些人吃喝花的都是国家的钱，怎么不让人心寒？

　　我下去绝对不讲排场。当然，当场拒绝人家不高兴，我都交代得很清楚，有教育厅人员安排好就行了，我毕竟在教育部做的时间长了，大家知道我不是作假，没有那种乌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到地方去有一条，省长书记出来不出来我不管，但是，我必须要和我们教育厅的干部在一起吃顿饭，这个他们挺高兴的。吃个便饭，聊聊天。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不敢乱安排。万一安排了，我就挖苦他们两句，告诉他们不要再干了。

　　我是不作秀的，很少出面，很低调。实际上我一直在说真话，不过都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讲，很多重要的都没见过报。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