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一个知识分子到乡下去首先不要认为你能做什么，而是应该先反省自己，向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学习。”

　　1月14日下午，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身为河南省兰考县副县长的何慧丽侃侃而谈。

　　作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和焦裕禄生前工作地副县长的双重角色，何慧丽博士此时面对的是20多位关心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各界人士，包括北京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有关NGO代表、专家学者、新闻记者，当然也有热血学生。

　　这位女博士的话，不时引来一阵阵善意的笑声和讨论，看得出来，大家对她的发言很感兴趣。因为她是个务实的人——就在此前一个多星期，何慧丽还放下博士、教授和县长的架子，亲自跑到北京街头推销兰考产的优质大米，尽管推销成绩不甚理想。

　　博士下乡

　　“我以前在北大听课，越听越困惑，因为我发现，很多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注重的大都是脑子里逻辑的多元性和学问的精致性，什么自由派、左派、右派。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人听过以后都会为他们所感染，但是感染以后感到的是空虚，演讲是听不完的，书也是读不完的，我应该自己去试试，到乡下去！”何慧丽这么解释着她的乡村建设实验动机。

　　2003年8月，身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的何慧丽来到河南省兰考县做了一名挂职副县长，在对兰考农村进行深入调研后，她得出结论：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城乡差距拉大，留在农村的人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而农民生活更趋于边缘化。

　　为了探询解决路径，何慧丽决定在兰考展开一系列乡村建设试验，希望通过外在资源的激发和带动，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探索出全面进行乡村建设自下而上的内源性机制，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乡村人找出一条小康之路。

　　聚集乡村精英

　　农村人去城市打工可以有一部分收入，但是那点钱只有到农村花才有价值。当打工到一定时候后，除了少部分人留在了城市，多数人还会回到农村继续生活。

　　何慧丽认为，既然大部分人依然要留在农村生活，就一定要搞乡村建设。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一部分乡村的精英分子站出来，成为农村组织的核心力量，为农民的利益服务。

　　在她看来，每个村庄都有一批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能人。于是，何慧丽在兰考做的一件事，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农村那些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精英”聚到一起，明白多数人还是要回到农村的道理。

　　随后，精英分子们会自发地考虑改良乡村生态环境。这些乡村的精英分子团结起来，组建成自助合作组织。这些组织的作用，往近处说就是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增收节支，让农村经济的增量留在农村，而不是随着市场的吸血管流向城市；往远处说就是提高乡村的文化氛围，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乡村情况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

　　何慧丽说：“农村里的人会想，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有青山绿水，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总之与城市相比有独特的好处。这让大家感觉到，乡村是自己的社会，大家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是麻木感、疏离感。”

　　文化先行

　　何慧丽深知，农村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热闹，虽然大家高喊“劳动光荣”，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劳动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的事情。劳动之后，人们希望享受光荣、享受资本带来的好处。

　　何慧丽在兰考的试验中，就强调建设“劳动光荣，文化立村”的氛围。她力图使农民意识到，一个地方的幸福不光是经济好，还需要一种互助团结的文化，增进村庄凝聚力的文化，需要“开发民力，建设家园”。

　　2003年9月，在考察了兰考县城关乡陈寨村贫乏的村民文化生活后何慧丽决定，要在这里组建全县第一个农民文艺队。

　　接下来的事情有些让她难堪。一连三个月，任凭何慧丽高喊“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就是没有一个农民参加，因为大家不好意思，怕丢丑。直到后来，在村支书和村里经济能人的积极动员下，才陆续有一批人加入进来。

　　在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老衡自愿担当教练之后，文艺队慢慢有了起色。2005年7月，文艺队获邀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出，大获成功。从那以后，这支队伍就在兰考县出了名。

　　按照何慧丽的设想，新乡村建设先从文艺活动开始，然后再组织老人协会和生态家园规划，之后才发展经济联合体和经济协会，为村里的公共产品开支提供支援。

　　何慧丽将这个思路总结为一句话：“团结合作中的经济发展，绿色生态的生活家园，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群团多元的政治文明。”

　　老人协会的效应

　　在组织老年人协会时，曾有人提出问题：“老人协会是属于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何慧丽将其归为社会和谐性的组织。

　　这位女博士给老人协会设计了会标，给大李西村100多位老人制作了协会证件。到后来，协会工作人员就开始考虑，让能出钱的老人入股，通过卖十二生肖等手工艺品获得收益。

　　何慧丽很快发现，这种五块、十块的小盈利，给老人们带来的快乐总量非常多，让老人们感到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一个老人哪怕一天只挣五元钱，他也会非常高兴。

　　在何慧丽眼里，村庄是中国大部分群体生活的载体，不管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什么地步，村庄不可磨蚀。而村庄是有历史的，有记忆的，人生活的村庄有底蕴。人不是今天死了明天就被人家忘掉了，所以要修订村志，要弘扬正气，要让对这个村庄有功劳的人活在这个村庄的历史上。于是，何慧丽发动老人协会协助村里修订完善村志，老人们高兴，村志也有了更深的意义。

　　互助合作的未来

　　“乡村建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如何团结合作，使乡村有能力对接科研单位和市场。”何慧丽思量着，便在兰考县架子乡贺村成立了发展合作社这一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组织，目的就是促使农民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开展合作，对接科研单位和市场。

　　何慧丽设想，农村合作完全可以不限于上述这些领域，农民能在哪个领域合作，就让他们在哪个领域合作，比如化肥等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销。从长远看，他们合作的领域还可以逐步扩大到教育、医疗。

　　在何慧丽的眼里，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只是一个草根实验。它是小范围、小对象的，是改良的、试错的。她最初的设想也只是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探索出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自下而上的内源性机制，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可行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