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戴廉

　　“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近来，一场由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所引发的争论使得类似的话题再度引起关注。

　　争论缘起于作家刘心武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开设的红学讲座——“刘心武揭密红楼梦”。刘心武在“百家讲坛”接连二十多天开讲《红楼梦》，演讲主题延续了他十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思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刘心武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

　　这组带有“揭秘”意味的“秦学”讲座吸引了大量观众，根据讲座内容结集出版的图书同样销量可观。然而，2005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术评论》杂志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刊登了一组文章，对刘心武的讲座及其“秦学”进行了质疑。但稿件发表后的效果与初衷大相径庭——“反诘刘心武”的“红学界”和“红学家”成了被质疑的对象；这组文章也被许多人看作是“主流红学家”对刘心武的垄断和压制。

　　那么，“红学”，这门曾经吸引了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众多学者参与，又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学术乃至政治生活中地位特殊的学术，今天的状况到底怎样？

　　《瞭望新闻周刊》走访了中国惟一一家以红楼梦命名的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该所副所长孙玉明在接受采访时对于“红学界”和“红学家”的看法却有些出人意料。他表示，“并不存在主流红学界”，“也几乎没有专门的红学家”。

　　“红学所”与“红学会”

　　《艺术评论》杂志“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专题报道采访了三位“红学家”，包括“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蔡义江先生”以及“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

　　这组报道发表之后，“中国红楼梦学会”吸引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并被很多人看成是“红学界”的代名词。有媒体甚至写道：“据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然而，孙玉明在接受采访时却对此予以否定。

　　在孙玉明的名片上，他的主要头衔有三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说，“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红楼梦研究所和社科院文学所等是同一种性质，是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该所承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梦学刊》，这本刊物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但经费基本是自负盈亏；而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则是一个由民政部管理、挂靠在红楼梦研究所的民间社团。”

　　据孙玉明介绍，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是成立于1975年的“红楼梦校注组”。文革期间，“批红”运动达到高潮之后，中央有关人士认为当时流传的《红楼梦》版本太乱，便授权文化部组织各地曾经研究过红楼梦的专家，成立“红楼梦校注组”，主要任务是整理出一个好的红楼梦版本。于是，文化部从上海、北京、黑龙江等地抽调了一批曾经研究过红楼梦的专家，以大学教师为主，当时在人民大学任教的冯其庸、在杭州大学任教的蔡义江等人均在其列。

　　1978年，文化部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央音乐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原来的戏曲研究院和音乐研究院降为研究所，并补充了曲艺、话剧、舞蹈等研究所。因为当时的“红楼梦校注组”集中了不少红楼梦研究者，“干脆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研究所。”

　　至于“中国红楼梦学会”，据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介绍：“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

　　为何不愿被称为“红学家”

　　从“红楼梦校注组”到“红楼梦研究所”，几乎所有被称为“红学家”的人物，如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胡文彬等人都曾供职于该所。

　　“红楼梦研究所人员最多时达到二十多人，前些年，老人们陆陆续续到了离退休年龄，这里就没有几个人了”，据孙玉明介绍，目前，红楼梦研究所共有8名工作人员，包括一名临时工和一名行政工作干部，其他6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红楼梦学刊》的编辑工作，“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做编辑还可以，其他组织活动、办讲座还得把当年离退休的老人请回来。”

　　对于这些老人，孙玉明不愿意称之为“红学家”，而更倾向于使用“红楼梦研究者”这个称呼。“我们这个单位虽然叫‘红楼梦研究所’，但是里面的很多人都不只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冯其庸作过我们的所长，但他出版的书也方方面面，还搞书法、绘画、摄影；李希凡是因为《红楼梦》出的名，但他也搞鲁迅研究和其他研究；周汝昌一辈子主要研究《红楼梦》，但他此前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冯其庸在很多时候就表示过，他不太愿意别人称他红学家，更愿意别人称他为学者。”孙玉明说。

　　同样，在孙玉明看来，也不存在“红学界”。他说，“没有专业研究红楼梦的人，只有我们所里这几个人，其他人都属于研究红楼梦的业余爱好者，这些爱好者分属于各地的民间团体，只是为了活动与交流的方便才成立了社团。”

　　对于“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的疑问，孙玉明表示：“即便是当年红楼梦校注组的老人，也没有几个是靠《红楼梦》养活的。”他说，1975年被抽调进校注组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单位，大多数人的编制依然在原单位。其中许多人日后也都回到了原来的单位，从事正常的教学研究活动。“红楼梦研究都只是他们的副业”。

　　孙玉明本人也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副业的。“在我的所有研究和创作中，《红楼梦》的比例不到1/5，平时我古籍整理也弄，小说也写，电视剧也写”，他说，“三年前，我在研究所的工资每月不到一千元。更何况大多数研究红楼梦的都是业余的。现在许多人发表文章都得自己掏钱买版面，出书也是自费的。”

　　据孙玉明介绍，30年来，从“红楼梦校注组”至今，“红楼梦研究所”主要参与的工作包括：“编辑了红楼梦研究的工具书、资料书，为全国各地的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各种旧的红楼梦版本的整理、梳理；与红楼梦有关的影视剧的创作；举办各种讲座，大多为义务劳动；组织活动，加强文化交流；编辑《红楼梦学刊》，让红楼梦研究者有一个学术交流的阵地。”

　　钻牛角尖陷入“红学”误区

　　“刘心武的‘秦学’已经研究十来年了，他的第一篇关于《红楼梦》的稿子就是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的，但后来他的研究越来越邪乎，我们也就不发了。”对于“红学家搞垄断”这一说法，孙玉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应说，“我们没有垄断、压制、抡大棒”。

　　“我们是个学术刊物，审稿的标准是言之成理，言之有据，符合学术规范。如果你的文章不符合学术规范，我们当然有权利不发表。”他说，“《红楼梦学刊》发表的文章也是四面八方的，大学老师、研究生、干部、工人，甚至大中学生的文章我们都发表过。作为红楼梦学刊的编辑，你来了稿，我们筛选、编辑，这是我们的工作。你刘心武的书要出版，我们管得了吗？你要到中央电视台搞讲座，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又不是新闻出版署。怎么能叫垄断呢？”

　　“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机构，其产生是历史和政治的产物”，对于红楼梦研究所，孙玉明说，“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研究所是否能够存在还是个问题。”

　　孙玉明认为刘心武的研究“漏洞百出”。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他列出了“刘心武解释红楼梦的五大误区”。事实上，在《艺术评论》上表态也并非孙玉明的主动选择。他说，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讲座之后，他接到了许多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其间也有很多媒体要求采访，但都被拒绝了，“直到我们本院的刊物《艺术评论》找到我们，迫于压力我们接受了采访”。“这一下就炸开了锅。然后‘红学家围攻刘心武’，‘红学家抡大棒’，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好像只有刘心武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孙玉明对自己不愿接受采访的理由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有很多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你不反驳呢，他在大肆宣扬，你一反驳……我认为这些是学术界不规范的现象。”

　　孙玉明也承认，“现在对红学有不好的看法。”在他看来，造成人们对红学印象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很多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是专门做这事的，研究歪了，拧了，钻了牛角尖了。”

　　“我觉得研究《红楼梦》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下一代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自己钻研一个自己的问题”，孙玉明说，“《红楼梦》研究中亟待开垦的荒地很多，不要老盯着一块。你来一个论贾宝玉，我就来个贾宝玉论，他再来个贾宝玉再论，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