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百年·上

　　主持人串场1：

　　1895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一年之后，这种西洋影戏便传入了中国，10年之后，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从1905年到现在，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100个年头，拍摄了近7000部电影。一部部影片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

　　解说：上世纪30年代，在远东最大的都市上海，中国电影迎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上海的电影公司达到了100多家，竞争激烈的电影公司在拍好电影的同时，都在不遗余力地打造着自己的当家明星，蝴蝶和阮玲玉是首当其冲的两位巨星。1933年，《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大选举”，评选结果，胡蝶艳压群芳，夺得了影后桂冠。

　　解说：81岁的沈寂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曾经是一名电影编剧，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和很多老上海的电影人打过交道，谈到那次电影皇后的评选，他依然记忆犹新。

　　记者：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活动评选？

　　沈寂：当时有一个《明星月报》这个报纸，陈蝶衣编的，陈蝶衣就是现在陈燮阳的父亲，他觉得应该选出电影皇后，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投标。我跟陈蝶衣很熟悉，就是硬碰硬去投票，当时没有组织。当时爱胡蝶的超过阮玲玉，她们两个之间差的票数不多，就是差的不多的情况底下胡蝶胜了，胡蝶的观众还是比阮玲玉要多一些。

　　记者：她们的表现对于电影公司的生存重要吗？

　　沈寂：那很重要，这个电影公司出来一个电影皇后不得了。

　　解说：作为一代影后，胡蝶曾经主演过《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姊妹花》等著名影片，在《姊妹花》中，蝴蝶一人担任孪生姐妹两个角色，使其表演事业达到了高峰，但大明星的光环也给她带来了烦恼甚至灾难。

　　记者：前两天有消息传出有人要把胡蝶跟戴笠的事拍成电视剧，胡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沈寂：这个事情不是胡蝶愿意做的。这两件事情。因为什么，这个事情是有的。 她丈夫是潘有声，是做生意的，过去一直做生意， 戴笠当时是……，每隔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举行一个跳舞会，他底下的人都是要带太太去，他看重哪个太太就要哪个太太。他当时是杀人魔王，谁也不能跟他比，他就乘潘有声离开的时候就要胡蝶去。当时戴笠要胡蝶跟她的丈夫离婚，离婚以后她可以跟他一起，否则就是个情妇或者是姘妇。可是胡蝶绝对不愿意，一离开以后她真是属于戴笠了。胡蝶也不得不屈从他。因为什么？假如她反抗或者是什么，戴笠一定对她丈夫不利，戴笠杀个人还不容易吗？ 所以，上次有人说，当时胡蝶不敢得罪戴笠，也不敢得罪她丈夫，我说第二句话是错误，她就是要保护丈夫。

　　记者：后来呢？

　　沈寂：后来她就去了香港。我去碰到她的时候她没拍戏，当时潘有声搞了一个热水瓶，胡蝶牌的热水瓶，她最后死的时候，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胡蝶飞走了”。

　　解说：相对于胡蝶的命运，当时的另外一位巨星阮玲玉的命运更加不幸。在默片时代的中国影坛，阮玲玉被公认为是演技最高的女星，由她主演的影片《神女》被誉为中国默片的扛鼎之作。她演的最后一部戏是《新女性》，但在生活当中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女性。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安眠药自尽，时年25岁。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阮玲玉自杀原因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遗书，把自杀的原因说成是“人言可畏”。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

　　沈寂：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大民，是骂张大民的，骂张大民。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写给唐季珊的，骂唐季珊，真的遗书是这样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解说：除了胡蝶和阮玲玉，当时电影界还有金焰、黎莉莉、王人美、赵丹、周旋等明星，孙瑜、沈西苓、费穆、蔡楚生、沈浮、袁牧之、吴永刚、马徐维邦等一批有风格有个性的导演，确立了中国电影创作者的主体，《桃花泣血记》、《渔光曲》、《神女》、《大路》、《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夜半歌声》等篇，不仅创下票房佳绩，还为中国电影的日后走向确立了蓝图范本。多种题材类型开始固定，可看性越来越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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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串场2：

　　如果我们把百年中国的电影用两个地方来代表的话，那么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上海，而1949年以后无疑就应该说是长春了。只有200年历史的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它最耀眼的名片。

　　解说：54路有轨电车经过红旗街与湖西路的十字路口，距离铁轨四五米远，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门。长影厂的标志——工农兵小金人和它制作的一大批经典影片已经成为几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但长影厂诞生之前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长影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6年10月1日，那时东北解放战争已渡过最艰苦的阶段，东影厂的首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真实地记录了战争的场景，如今已步入暮年的袁乃晨曾经担任《民主东北》的解说。

　　袁乃晨：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工作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民主东北》，就是战场上的东西，军事上的东西。死了3个人。

　　记 者：死了三个人？

　　袁乃晨：嗯，摄影师。拍战争影片的时候，怎么办？你不能老在后头拍，拍我们的战士就是背影，我们的战士冲锋的时候你怎么拍？我上前面去吧，摄影师要跑到冲锋战士的前面，回过头来拍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士冲锋，你在前头的时候，拿着大机器这么一顶，那目标多大啊。

　　记 者：所以《民主东北》这些片子都是这么拍出来的？

　　袁乃晨：是，付出血的代价。

　　记 者：谁愿意去呢？

　　袁乃晨：都去，叫谁谁就去，毫不含糊。所以那三个，现在我们电影史上这三个人的名字在最前头。机器还搂着，片子还保存着。

　　解说：与国产影片相比，当时苏联原版片占据了更大的电影市场，为了使观众能够看懂外国影片，东影厂在缺乏经验和人员的情况下开始了译制片的制作。作为配音导演，袁乃晨参与了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工作。

　　（《普通一兵》的电影画面）

　　袁乃晨：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长段的我现在记不得了，短的，他冲锋的时候主场戏，千军万马冲锋，他说“乌拉”，他喊“乌拉”，咱们打仗能喊“乌拉”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万岁”，我说咱们喊“万岁”，冲锋咱们喊“万岁”，那能行吗？我说咱们冲锋不喊。冲锋，“冲啊”，不是这么喊的。我在战场上我也见过人家打仗的时候，“冲啊”，这个也挺合适的，你看看，“乌拉”，“冲啊”，那么一样的啊，你说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说行，气氛都对了，感情也不错，我说那咱们就这么说了，你怎么看，怎么挑不出毛病来，嘴都张这么大，好了，太好了。

　　记 者：实际上上所有的片子都是这么开始干的，新中国的电影就是这么起步的。

　　袁乃晨：我刚才讲了，那些《民主东北》，我们看到那些镜头，那都是拿血换来的，我们血都舍得换镜头，我要拍一个好片子，我还舍不得流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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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串场3：

　　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也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代表，谢晋一共执导了36部影片，这些影片很多都成为彼时或此时的代表作。而最初让谢晋一举成名的是一部体育故事片《女篮5号》。

　　解说：1957年，由谢晋自编自导的《女篮5号》与中国观众见面，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女篮5号》反映了新旧社会两代运动员的不同命运。与当时风行的工农兵电影相比，这部电影显得独具特色。

　　谢晋：这个戏差点没枪毙，《女篮五号》都差点枪毙。

　　记者：什么原因呢？

　　谢晋：这个戏没有写党的领导，我们的球队总归要有一个党代表的，这个戏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电影有锦标主义倾向，因为当时主张友谊第一，我们甚至还让球，那个什么年代，我56年拍的戏。

　　记者：是啊，在当时那样一种形势下那样一种环境一下，《女篮五号》怎么能出来呢？

　　谢晋：当时整个在一个左的思潮下面我告诉你。

　　记者：那《女篮五号》怎么能出的来呢？

　　谢晋：后来周总理看了，说这个戏要送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哪些地方有缺点改一下就行。顶过去了，最后贺龙来了，贺老总一看这个戏好极了，其他的人都不讲话了。

　　解说：后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女篮5号》获得了银质奖章，这也开始了谢晋电影生涯的获奖历程。1959年，满怀激情的谢晋带着新中国进口的第一批彩色胶片来到了风光旖旎的海南岛，在热带季风的吹拂下，演绎了《红色娘子军》这部红色经典剧目。

　　记者：怎么会找到这个剧本的？

　　谢晋：建国十周年，部队里头，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几个大军区，每个军区要出一个最好的剧本。广州军区就出了《红色娘子军》送八一厂，八一厂枪毙。为什么枪毙？写战争写得太残酷了，修正主义思想，退稿。因为长影啊，上影也拍这些片，每个厂送了两本，我们上影厂拿到，拿到以后看完以后给我。谢导，这个剧本很好啊，不错。我一看果然不错。

　　记者：你怎么觉得不错呢？

　　谢晋：我觉得一条很简单，这个人物写得好，不是光是打仗，写人物，而且有传奇性，我们抢先一步我们要了，结果长影他们也想要，已经我们拿走了。祝希娟这个演员不好找，太纤细也不行，太漂亮也不行，就找到这个。

　　解说：影片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是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拍摄，当时，她还是上海戏剧学院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解说：1962年，在首届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红色娘子军》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四项大奖，并在第3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得“万隆奖”。虽然《红色娘子军》获得了大丰收，但是，片子中反映人物性格的一条重要线索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戏被无情地删去了，对于导演谢晋来说，这是件到现在都感觉遗憾的事情。

　　谢晋：拍好了以后，整个在最后上海电影局张俊祥主持的会上，爱情的戏发生问题了。

　　记者：什么问题？

　　谢晋：有爱情的戏，故事里头有啊。有三场四场戏很重要的，俩人走路，吴琼花当时已经跟洪常青这个角色已经两三年了，现在人也长大了，对他也有一种爱慕的感情。眼睛露出那种，露出爱情的台词有的。洪常青因为他做党代表，红军规定的很严格，绝对不允许有恋爱、更不许有结婚。结果这三场戏看完以后，局党委开大会讨论这个戏到底怎么办？当时反右已经两三年以后了，但是阴影还在，你一定要用的话麻烦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八一厂已经枪毙这个剧本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最后张俊祥主持这个会议，怎么办啊谢晋？我说我是不主张。我也不好硬跟他干，他说先这样，原话，他说那就算组织决定吧。请注意，就算组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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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串场4：

　　对于中国电影的百年的历史来说，一位被持续关注了近30年的电影明星是无法回避的，她就是刘晓庆，中国八十年代最红的女影星。关注她，不仅仅因为她个人曾经先后拿过六次“金鸡”和“百花”奖，创造了个人电影生涯的辉煌，还因为她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中国电影在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历程。

　　解说：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小花》，导演黄健中邀请刘晓庆出演剧中人物。

　　记者：拍《小花》这一段，大家印象深刻。

　　刘晓庆：其实我觉得《小花》从表演上来讲并没有什么成就，最主要的成就我觉得还是导演。

　　因为在导演上我觉得有一种很新的电影语言来演绎这个电影。

　　记者：演这个很难么？对你来说？

　　刘晓庆：当时很难，现在看起来其实不难。其实我觉得我和陈冲也好，只是完成任务，把自己的一些本色体现出来而已，那个难度也不是很大，所以《小花》对我来说，因为我有了观众，就是最早的，观众从那个时候知道，有刘晓庆这个名字，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

　　解说：1986年，刘晓庆拍摄了《芙蓉镇》，这是她演艺生涯的又一部巅峰之作。刘晓庆饰演的胡玉音让她夺得了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随后，刘晓庆凭借在《原野》、《春桃》中的出色演技，连续获得第 11届、12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因此有人说，8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刘晓庆的时代。1983年，刘晓庆发表了《我的路》，这本不到三万字的自传中，刘晓庆讲述了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在电影圈的奋斗过程，特别是书中崇尚个人奋斗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十分令人侧目，此书一经出版，刘晓庆立即陷入了舆论的旋涡中。

　　记者：这种结果你想到了么？

　　刘晓庆：没有想到。当时我是写得很真实的，因为我就想写一个我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因为当时受卢梭的《忏悔录》很大影响，就觉得写一个真实的我，就是不象你们说的，就是我有很多缺点，但是不是你们说的缺点，但是我有很多优点也不是你们夸的优点。

　　记者：但是在你之前没有一个电影演员，没有一个电影明星说这样的话。

　　刘晓庆：对没有，没有这么说过，因为他们没有写书，所以不知道这样想。所以当时我就是这样想。所以受到了很大的批判。

　　记者：可是为什么让刘晓庆说出来呢？

　　刘晓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想到有什么怕不怕，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而且有一点是我到现在都很自豪的，因为我每一步的成功，都是我自己个人奋斗得来的。

　　解说：2005年，经历了税案风波后的刘晓庆，重新以电影人的身份回归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她和第六代导演刘兵建合作拍摄的影片《春花开》亮相柏林电影节。这是她15年来首次拍摄电影，但是当她用15年的时间回归电影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她的年龄，整个中国电影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年代。

　　记者：新一代的女演员，应该来说，象您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更大影响力的人，已经开始出现。

　　刘晓庆：这是应该的，如果是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有更大影响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记者：如果刘晓庆晚出来10年，或者20年，会怎么样？

　　刘晓庆：这个我一点不觉得遗憾。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得奥斯卡，80岁也是可以得的。关键是在于实力。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和现在的年轻演员享有共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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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串场5：

　　文革期间，中国的电影业遭到了重创，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文革结束后，百废待新的中国电影，首先面临着缺乏人才的局面。北京电影学院作为国内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唯一基地，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培养电影人才的重任。

　　解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毕业生的照片，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像著名导演陈凯歌、张艺谋，著名摄影师顾长卫、侯咏等，他们都是北京电影学院在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而母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陈凯歌：电影学院不考数理化，电影学院是网开一面，让我们这样的落拓青年能有一个机会，也登上所谓的学校的殿堂，咱们还不知足？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抱着高尚的艺术理想进的电影学院，错的，是因为我无处可去。咱们对电影学院一辈子感恩戴德。

　　解说：远在西安的顾长卫也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那时他还是西安一家工厂的临时工，在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意外地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录取通知书。

　　记者：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记得你说过，手里拿着那个馒头没吃进去，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想法？

　　顾长卫：我第一次体会那个心情激动的时候，不思茶饭，你吃馒头什么没法吃，你根本就还没吃呢，就饱了，咽不下去就是。

　　记者：激动？

　　顾长卫：对，我也没有，就是哈哈地笑，我就是掩饰着自己，我因为人就挺平静的一个人，但是我不行，我吃不下去，就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也不是说有具体理想，我将来可以当怎么着，当时就觉得哎哟，当时确实有点激动。

　　解说：招生结束以后，这些曾经当过工人，农民，军人，有过很多社会经历的学生在当时北京郊区的朱辛庄开始了他们学习电影的梦想。

　　记者：电影学院这四年对你来说是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

　　陈凯歌：电影学院太好了，感谢老师，这是第一句话。“尊师如尊父”这是咱们中国的老传统，是他们告诉我们，电影对你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每星期我们那时候远在朱辛庄，到城里面电影资料馆看两次电影，一次可能是两部，都是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或者是前苏联的经典影片，而后做很多自由的讨论。

　　解说：从昔日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到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张会军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他依然珍藏着求学时的那段经历。

　　记者：那实际上看电影也成为你们受教育很重要的方式？

　　张会军：看电影成为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让你看大量的电影，看不同国家的电影。

　　记者：有人辅导吗，还是自己放？

　　张会军：有人辅导，放完了以后老师要讲，我们回去要讨论，一宿不睡觉，那会儿生活也特别贫乏，没有地去，也没有酒吧，也没有什么其它地方，餐厅那附近都是村里，回去可能就是一个凉馒头，一点咸菜，晚上就那么聊。

　　记者：所有对于物质的兴趣都已经转移到了精神上？

　　张会军：没有物质，因为没有物质，所以我们也就不想物质了，我们也不进城。因为进一趟城，从朱辛庄坐车，当时坐到德胜门要三毛五，这三毛五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记者：多重要啊？

　　张会军：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几块钱，七块钱。那么这三毛五对一个学生来说能吃两个非常好的菜。那么大家也就不进城了，所以就是在那会儿看书，看电影，只有这么两个。然后就是宿舍里面在谈这些东西，讨论这些东西，争，争得面红耳赤。

　　解说：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毕业生成为了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主体，而他们的第一次亮相是由张艺谋担任摄影拍摄的《一个和八个》，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有创新，但是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误解和批评，其中也包括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老师郑国恩。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电影的？

　　郑国恩：我在新疆拍戏，我在那儿就听说这个片子是有很大争论的，一部分领导就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问题的，政治上有问题，这个片子整个都是要不得的。把厂长也给批了，我就吓坏了。我就听说张艺谋和肖峰在北京，我就想办法找他们，来，你们到我家来，肖峰没来，张艺谋来了，一进门我劈头盖面地掳了一顿，我说你们怎么犯错误，怎么敢犯政治错误。

　　记者：他的反应呢？

　　郑国恩：一句没说，但是听完了以后，停了半天，很沉静地说，郑老师你看过我的片子了吗，我说没有，我只是听说，听说心里头害怕担心，他说，我们理解担心，我们拍这个片子，花了全部的心血，我们想这个片子不会有政治问题，他说我保证。我看过那个片子，我觉得根本不像他们那些领导说的，我也敢站出来反对这些人。我当时是强烈地，站出来支持第五代。

　　解说：《一个和八个》的创新最终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北京电影学院78级毕业的学生也获得了展示自我才华的机会，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张艺谋拍摄了《红高粱》，田壮壮拍摄了《盗马贼》，远在宁夏的刘苗苗21岁就拍摄了《咂嘴子》，陈凯歌拍摄了《黄土地》。第五代正式在中国电影舞台上登台亮相。

　　记者：当时拍《黄土地》的时候很刻意吗？我一定要反传统？我一定要有创新？

　　陈凯歌：想反传统，想创新这个是一定的，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心气，都是觉得前人不如自己。所以我们在“十年首聚”我写的词里面说到，当时是“十足狂妄，欲与前人论短长”的这样一个情况，是想创新。

　　记者：当时对于你们来说有使命感吗？我走出电影学院？

　　陈凯歌：学生倘若出了门之后一点使命感、责任感，或者一点自豪感都没有，你可以说他的教育很失败。他必以自己的家门为荣，他的家门是什么？就是电影学院。

　　（十年聚首的空镜）

　　上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