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挂职干部眼中，西安的发展不仅体现为城市风貌的变迁，还表现为西安人观念的不断转变。广泛的公众参与，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文／记者张琦陈颖图／记者王幼健

　　从大城市到小区县、从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从决策到具体实施、从位居其上到深入群众，在过去的一年里，十多位来自中央和省上的挂职干部在西安经历了这样的角色转变，记者近日采访了他们中间的3位，他们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对于这个城市不同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万秀斌：记者的另一种眼光

　　在莲湖区委的一间办公室里，万秀斌递给我们一张名片：一面印着“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编辑”，另一面印着“中共西安市莲湖区委副书记”，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里，作为中组部组织的挂职干部中的一员，万秀斌完成了这两种身份的暂时交替，他的工作地也从繁华的北京市区转入到西安最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

　　从“叫卖文化”中体味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

　　去年8月份走马上任后，万秀斌依照惯例先熟悉地方情况，白天他在区委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深入到社区、街办调研，晚上，他喜欢独自在回民街里转悠，那些深藏在老街深巷中的历史加深了他对于这个西部城市的体验和感受。

　　“我经常在老街里走，也喜欢到回民的餐馆里吃小吃，这一片历史街区保留了很多古城的历史遗迹和传统习俗，是最能体现西安古城风貌的区域。”他甚至饶有兴趣地用自己的MP3录下了每天从办公楼外传来的各种叫卖声，在他看来，这些民间的“叫卖文化”有一天也可能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所以有必要保留下来。

　　如果用一个记者的眼光，万秀斌也许会更多关注这个地区里传统文化的保护；但用一个管理者的目光，他首先要关注这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保留老城区也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比如没能引入天然气、自来水不能入户、居民的生活空间狭小等”。所以在他看来，古城保护不是要保留现在的原貌，而是要把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对于已经改变了原有风貌的东西则要进行改善。就像北京四合院的保护，既保留四合院的原貌，又引入了现代化生活的设施和功能。

　　他们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感令我感动

　　万秀斌在区委分管宣传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工作，但在基层调研时，他更关心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他说，这是十多年记者生涯带来的习惯。

　　“前不久我陪同上级领导到土门小学检查工作，当时天气比较冷，因为一些原因学校未能供暖，老师们自发筹资购买了空调。我了解到那所小学里有6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但学校里各种设施非常完备，可以看得出这里的老师们对于这些特殊孩子给予了同样的关照，他们在政府投资不到位的情况下自己创造条件发展，保持着进取心和责任感，令我很是感动！”

　　短短几个月的任职体验，也让记者出身的万秀斌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国家从解放后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而缺少对城区发展的研究，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了城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区生活，而城区的管理体系里针对他们的管理和服务非常有限，能够考虑他们、为他们设想的很少，这也成为城区发展的一个掣肘。”

　　再做批评报道要多一些宽容

　　“作为区委副书记的身份到群众中去与作为记者的身份去有怎样的不同？”这是作为同行的我们最想向他探究的问题。

　　“作为记者去，会站在新闻报道感兴趣的角度去了解情况，多一些发现问题的视角；但作为一名干部去走访，就要围绕中心工作提问题，还要站在单位的角度上作一些肯定性的评价，会多一些鼓励和希望！”

　　万秀斌相信一年的挂职体验将会对他从事的新闻工作产生影响：“原来做批评报道的时候对于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不太理解，现在真正接触到具体的工作，就能体会到他们的难处，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部门甘心情愿这样做，所以我以后再做批评报道时会多一些宽容和理解，更多地考虑背后的问题。”

　　黄国全：扶贫“县官”的财富资源

　　“记得是2003年6月10日，市委组织部送我到蓝田挂职上任，县委工作分工，我负责扶贫和环保。从那时起，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乡间跑。”黄国全笑着告诉记者，到蓝田县任“县官”两年，自己瘦了近十公斤。与省环保局人事处副处长的职位比较，到一个贫困县任县委常委、副书记，黄国全感到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

　　农民简直得不起病

　　“挂职走之前，机关有同事‘好心’对我讲，农民的事儿最难缠，建议我少发表意见。但两年过去了，我天天和农民打交道，反而觉得农民最纯朴、最真诚。”在黄国全看来，群众能上访，大多都是有问题，而且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走访调查了全县166个重点贫困村，一些群众的贫困状况令人心痛！”黄国全提到，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蓝桥乡鸭峪村见到的那个老会计，一家四口人，自己、儿子和儿媳都有病在身，孙子还在上学，家徒四壁。一见面，老人拉着他的手，直念叨着要是还不上借亲戚乡党的外债，死也不得瞑目。想到老人为村上服务了一辈子，老来境况如此艰难，黄国全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他和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一商量，决定特事特办，从扶贫资金中拿出1万元，帮助老人还了债。“农村的经济太脆弱了，农民简直得不起病！”黄国全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农户因病因残导致返贫的现象不在少数，单纯的救济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状况，只能想办法帮他们发展项目才有希望。后来，他还专门安排了那位老会计的儿媳到西安打工赚钱。

　　扶贫不能靠“撒胡椒面”

　　“要搞好扶贫，必须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要集中搞项目带动。”据黄国全介绍，近年来，蓝田县相继开展了小额扶贫贷款、劳务输出、移民搬迁等扶贫开发措施。“各个乡镇都要有劳务输出的名额，扶贫办每年为1万人进行培训，去年，全县输出了20万劳务。”

　　“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工业支持，仅靠农业发展，解决温饱可以，要想致富就很难，但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谋求工业发展一定要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搞环保出身的黄国全认为扶贫开发应该和新农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前年夏天，他出面把省环保局的一个会议拉到汤峪召开，在会上呼吁“保护生态、资助贫困”，现场就募捐到了5.1万元。他用这笔钱为当地5户村民建起了沼气池，其中一户不久就在家中开办了农家乐，一年创下纯收入6千元，带动了其他村民纷纷效仿。去年，黄国全还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省环保局补贴50万元，在蓝田县城旁建起了一座垃圾填埋场。

　　挂职干部也是一种资源

　　“挂职干部也是一种资源。”黄国全向记者总结说，他在蓝田挂职两年中，利用各种关系、渠道为当地争取了一二百万的资金，以至于不少乡镇都称他是省上来的“财神爷”，纷纷找他要项目、要资金。“其实，西安市不妨多申请一些挂职干部到区县工作，除了能带来新观念新思路，也可能带来可观的资金效益。”同时他还建议，西安市政府还应争取把本地干部送到中省机关挂职，一方面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同时也可能为促进本地发展争取到项目和机遇。

　　和文全：为付出而来，载收获而归

　　两年前，当中组部干部一局综合一处的处长和文全从北京赶到西安市长安区委任职时，摆在他案头的是一本几十万字的《新长安战略》，如今，挂职期满的他在即将离开时，案头上留下了一本薄薄的《新长安战略实施纲要》。在挂职长安区委常委、副书记期间，他和地方官员一起，为长安区未来的发展制定了一份行动指南，“想到规划的一切可能在未来的长安变成现实，我感到很欣慰。”和文全这样对记者说。

　　城乡发展不能光靠招商引资

　　“长安的城乡差别太大了！”这是和文全最深刻的感受，“靠近西安市区、依托高新科技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较快，但沿山的传统农业乡镇则发展滞后。”在他看来，有效地统筹城乡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长安区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帮助当地传统农业乡镇创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

　　和文全认为，发展农村经济，一方面要靠招商引资，另一方面还要靠“一村一品”实现自我发展。“我了解到长安区具备‘一村一品’特色的村庄有30多家，所以在联系农村工作中，我把发展‘一村一品’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和文全选择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王莽街办作为自己的帮扶点，不止一次地到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流，帮助种植鲜桃的果农引进先进的管理思路，加强田间管理，打绿色果品牌。如今，王莽万亩桃园已经具备了规模，并由此带动了当地环山旅游的兴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经济发展了，观念还很落后

　　对比在北京生活的经历，在西安生活的一些细节让和文全感到，这里城乡的面貌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人们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太大的改善，“像这里环卫部门给绿化带浇水，至今还是端着水管大面积地冲，既不节约也不文明，在北京，这种落后的方式早已经取消了。”还有很多村子道路修得很宽，但路上却随便堆放着垃圾。”他认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观念和意识得不到改变，光靠硬化道路等改变村容村貌的行为根本不能达到新农村建设的目的。

　　在中央搞组织工作出身的和文全毫不掩饰他对于基层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的看法，“除了公务员考试，还有不少人是通过安排的方式进入机关工作的，甚至是上面打个招呼就可以进人。”他认为这种用人制度的落后是造成西部观念落后的根源之一，“这种花钱托人办事的做法会让他们觉得不需要自己努力，也很难保证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和文全指出，现在的基层干部关于怎样发展农村的能力很有限，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一种制约。

　　长安发展的经验值得西部借鉴

　　作为中组部的干部，和文全把挂职的经历也看作是了解国情的一个渠道，他试图从长安的发展中总结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

　　他先后选择郭杜街办和王莽街办做了深入的调研：“这两个地方都有典型性，郭杜在发展中抓住国家重大政策的发展机遇，采用先进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基本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可以看作是依托工业园区解决三农问题的典范；而传统农业乡镇的王莽依托绿色鲜桃品牌，打造体验经济，则代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和文全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西安乃至西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基层工作的经历给了我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再回到中央机关工作，我可能在制定政策上，不再仅仅依据基层的汇报材料，而是有了自己真实的感受和体会，也能够想像到一项政策会在基层起到怎样的效果。”和文全称这是他挂职两年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