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嘉呈

　　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曾说，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6509件，查处4222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8.29亿元。其中，大案17726件，占立案总数的48.5％；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856人被查处，同比上升9.7％。

　　反腐专家邵道生说：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腐败势力还很强大，这些问题也绝非靠一个两个“战役”就能解决的。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今反腐败的形势“仍很严峻”。

　　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书也指出：“当前我国还存在诱发和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易发多发的可能。”

　　腐败这一恶性肿瘤如同瘟疫一样在共和国的躯体上四处蔓延。小到乡镇村寨的芝麻官，大到厅局级、省市级高级干部，受贿、贪污金额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疯狂敛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廉政风暴，蓄势待发

　　针对这一现状，2005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构建了完整的反腐倡廉工作战略和体系；当年12月14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战线都有了完整的战略布局和通盘规划，并且实现了国内国际两盘棋的整合。

　　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总结回顾了200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础上，对2006年的反腐倡廉和纪检监察工作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要求。强调反腐败斗争包括廉政建设在教育、制度、监督这三个方面都要并重地进行。

　　会议特别提出今年是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州)、县(市、区)和乡镇党委换届年，要切实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跑官要官行为和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纪违法的非组织行为。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专门做出专题讲话，指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要继续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必须继续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

　　200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廉政风暴”即将全面展开。

　　买官鬻爵，还能走多远

　　香港《亚洲周刊》刊载的《中国反贪斗争任重道远》一文说，政府惩治腐败的能力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志。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扼制腐败的能力，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崇高的政治理想之下的自我约束和毛泽东雷厉风行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官所产生的威慑力，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清廉”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随着商品时代的来临，中国官员的腐化规模和速度却惊人地高速增长。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在“一张条子”可以换来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利润”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能买卖的？

　　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创造了中国买官卖官的一项新纪录。他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在其所管辖的绥化市建造起一条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生态链”，在绥化官场，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进入这条“腐败生态链”之中，否则可能就会被官场所淘汰。

　　马德将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从1995年至2002年的4月，他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成为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265名官员均牵涉其中。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如果将这些官员全部撤换，绥化市的行政机构将面临瘫痪的局面。

　　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地市主要领导期间，竟然形成“要把官做大，必须把风气搞坏”的荒谬逻辑。当地官员歪风邪气盛行，由造假而跑官要官，继而买官卖官。案发后，阜阳市先后有10多名厅局级干部、10多名县处级干部和相当一批科级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

　　在如今的阜阳，一些人开始学习王怀忠，不“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就不算“能办事”的官。当地大部分正直官员说，王怀忠“至少坑了一代人”。

　　专门从事反腐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指出目前国内买官卖官的四大特征：范围扩大化、买卖市场化、方式多样化和数额规模化。成规模批发乌纱帽现象日益增多，标志着腐败的升级。买官卖官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超级疫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