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山最近没有来电话，这让我有些意外。去年在采访外来工时认识了这位22岁的赣南农村小伙子，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接到他的电话。说换了工作、上了夜校或者某家职介收了非法的钱，上次说要我教他写新闻，这样他就可以给我“通风报信”了。

　　由于采访的关系接触到一批像李传山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让我开始关注这些新生代的打工者，同“有工就打”的父辈不同。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打工者，不少人文化素质提高，对工作环境和自我发展有了新的要求。

　　当我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庞，不由想，一成年就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今后会延续父辈的路再回到土地，还是继续城里的生活？当他们兴冲冲地来到城市，面临的生活成本、社会保障、求医问药、子女上学，几乎每一处生活需求都伴随着城乡差别的门槛。

　　但我更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困难。我时常想，即便李传山们跨越了在城市生存的门槛，从农村到城市，他们的价值观面临巨大的冲击和裂变，他们害怕被漠视和瞧不起，他们在乎城里人用什么样的态度接纳他们。

　　“不想听到再叫我农民工。”李传山私底下告诉我。他已经把我当成朋友。

　　“民工”这个名称已流行很久了，大家似乎习惯了。每逢春节，交通部门要开“民工专列”；春节后，媒体又会纷纷报道“民工潮”；有些社会学家在关心着“民工生存状况”；一些教育工作者评说“民工子弟学校”；其他如“拖欠民工工资”、“为民工讨薪”……

　　但人们是否意识到：在这种称呼中，实际上包含着潜在的身份歧视。

　　“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其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着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公。

　　当然，消除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纠正现实中的不公，先从改正称呼做起。这是李传山们最起码的要求。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