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即使穿过隧道，地铁内也是亮如白昼。发往三元里方向的二号线地铁上，不少红蓝粗线交织的编织袋和皮箱，鼓鼓地摆放在过道里和锃亮的座椅旁边。地铁在广州火车站停下的时候，这些编织袋就随着拥挤的人流，跟着电梯缓缓上行，到达人头攒动的火车站广场。

　　人群从四面八方迈着匆匆的步子，潮水一样涌到这里。他们要挨过长达几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的时间，经过重重关卡，挤上火车。然后，经过无数村庄和田野，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隧道，分散到中国内地的各个城镇与村庄。在故乡，他们度过中国最传统节日——春节，并给亲友带去大都市的最新消息，燃起那些仍然停留在故土的人们的憧憬与希冀。之后，他们再从内地的各个城镇与村庄，乘坐火车，再次聚集到广州、上海、北京这些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继续打拼到手或者没到手，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都市生活。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无数个轮回依靠一条因过重负荷而显得遍体鳞伤、步履蹒跚的纽带维系着。

　　这就是春运。

　　数字

　　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每天要送走超过10万名的旅客，1月15日，这个数字达到12万，旅客走后留下了大量垃圾。去年，最多的一天产生的垃圾是90吨。

　　买票过三关

　　1月15日上午，春运第二日。喻玉良带着“老实巴交”的老乡杨平丸，在广州天河公园乘坐公交车，10点左右，到达广州火车站，火车站仅售当天和第二天的火车票。

　　2005年春节，广州市开始推行电话订票服务。旅客张国仁说，早在8日，他通过电话订了火车票，去年，他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订到了火车票。“现在买票很方便。”但是，一位欲往杭州的马先生说，他是从广州新塘赶来的，新塘有一家叫做“必顺”的票务中心，但不售票，旅客只能在旁边的电话亭用电话订票，而电话亭在电话费之外加收5元的手续费，当订到了票的旅客，再次到票务中心排队拿票时，对方又要收取5元的手续费。所以马先生宁愿到火车站来买票。

　　喻玉良和杨平丸之前没有订票，因此他们只能在火车站排队购买当天的或者第二天的火车票。在有武警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队伍有序地前进着。每隔一二十分钟，队伍才会移动一次。原来，前面设了一道关卡，两名武警守着关卡，分批放人。放进去的一批人还要坐在广场内设有座椅的等候区间内，那里同样有武警维持秩序。

　　当售票厅的旅客所剩不多时，武警们才将等候区间的旅客放进售票厅，而第一道关卡的武警，再从外面放进一批旅客进入等候区间。买票的队伍因分割而格外有序，但在2004年，买票的队伍，最长达到2公里。

　　广州医学院羊城医院主治医师陈文光，穿着白大褂，背着一只药箱也站在拥挤的队伍中间。他看着缓慢前进的队伍，喃喃地说，“要爬过栏杆才能进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随着队伍进入第一道关卡。

　　陈文光和另外四五个医生被派到火车站，专门为旅客服务，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几次春运陈文光都被安排到火车站值班。他说，往年，没有电话订票的服务，所以到火车站买票的旅客很多，有人因为买不到票或者钱包被偷，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有人癫痫发作，口吐白沫。

　　“这些人都比较心急，希望早点买票回家，有的两天没吃饭，匆匆赶过来，尤其是一些女同志，体质虚弱，所以会出现晕厥等情况。”陈文光回忆说。而在节后，外伤的旅客比较多，又因为车箱内温度高，人多拥挤，有些旅客在下车的时候出现虚脱的现象。但是，陈文光明显感觉到，“今年的秩序要比往年好多了”。

　　大约40分钟后，喻玉良和杨平丸终于进入了售票厅。喻玉良排队买票，杨平丸站在队伍的最后等待着，但是一名维持秩序的年轻警察走过来，让杨到外面等候，戴着草帽、带着3件行李的杨平丸，只好困难地移到售票厅外面的栏杆旁，但是不到几分钟，又有警察，将杨和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一起赶走。

　　火车站上到处可见警察和保安，一名民警在栏杆内问询处附近来回走动着。每一分钟，都会有几个人走到他的面前，询问各种情况。有人问在哪取行李；有人问从哪里上车；还有人问哪里有厕所；甚至还有人问，从广州到西安的火车，西安一站是不是终点站。

　　一位老妇人哭着走过来说，她是湖北广水人，她儿子出来打工3年都没回去，她的孙子都已经4岁了。昨天她去珠海找她儿子，没有找到，今天从珠海到广州，排了很久的队，但她身上只有5元钱，售票处没有卖票给她。老人哭着对这位民警说:“你做做好事，送我回去。”

　　“坐201，到救助站。”民警不假思索地说。

　　对面的两个火车站问询处窗口，队伍排得长长的。这位工资不到两千、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的民警说:“就这两个窗口，这么多旅客根本不够用。他们(指旅客)都不看指示的。现在站内很单纯，除了旅客、警察和站内其他工作人员，没什么其他的人，黄牛党和拉客住宿的早就被打没了。”

　　漫长的等候

　　原本，火车站给杨平丸这样的旅客，安排了一个设有座椅的专门的等候区间，但是从未出过远门的杨平丸，沿着武警手指的方向，穿过这个等候区间，径直走到栏杆以外。这让后来买到车票的喻玉良找了好一会儿。

　　11时48分，喻玉良终于买到了两张往湖南娄底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20时50分。喻玉良原本想买站票，但售票员称，座票和站票价格是一样的，喻玉良只能买了两张硬座，但他抱怨说，“平时只要60多，现在怎么涨到94了”。

　　买到火车票之后，只有小学5年级文化水平的喻玉良和不识字的杨平丸乱走一通。身材魁伟，脚穿解放鞋的喻玉良，背着自己的一只行李，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53岁的杨平丸虽然减少了一件行李，但是仍然吃力地背着一只编织袋，拎着一只皮包，紧紧跟在喻玉良后面。

　　两人从售票处出来以后，走到退票入口，无视“退票入口”直接走了进去。马上有武警过来赶他们。恰好这时候，也有人从这里进出，武警又过去阻拦。趁此混乱，两人都跨过栏杆，进了安检处，继而进入站内。随后，两人从第一候车室逐次走到第五候车室，但都在门口时被人拦住。

　　喻玉良大为不满。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的火车发车还早，尚没有安排候车室。

　　为了疏导旅客，广州火车站广场上设了8个候车棚，凡是在3小时到24小时以内发车的旅客，都等候在广场上的候车棚里。每个候车棚分别标识着火车班次、开往的方向以及发车时间等信息，旅客们可以凭票对号进入这些候车棚，等候火车站安排进站的时间。进站以后，他们才可以进入站内候车室。

　　两位提前24小时就来到火车站的重庆小伙子，被候车棚门口的两名工作人员拦住，两名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他们是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两伙重庆小伙只好将行李寄存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餐馆里，这家餐馆的2楼设有储存行李的房间，一件皮箱收费8元，其他普通行李每件5元。因为担心行李丢失，两人只好守候在房间门口。

　　这家餐馆的女服务员，一边擦桌子一边向每位食客兜售火车票。而一位欲往昆明的小伙子，背靠着皮箱，抱着两只膀子，坐在餐馆幽暗的角落里。他说，餐馆的老板答应带他直接上火车，并允许他在上车后才支付50元的报酬。

　　在这家餐馆对面的士多门口，来自江西上饶市益阳县的邵德胜，询问打电话的价格，但是一个年轻男子对这个62岁的老人一阵呵斥，“要打就打，罗嗦什么”。而在邵的旁边，有人打了两三分钟的电话，收费18元钱。老邵不得不走了近两公里路，才与在广州打工的侄子通上电话。

　　因为误闯而太早进站的喻玉良，很想出去逛逛，但是在看到车站外人流熙攘的场面，只好又退了回来，乖乖地和杨平丸一起坐在一楼大厅的墙边。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火车站才会安排他们的候车室。

　　困难，也要回去

　　此时，重庆合川的罗小兵和他的女朋友，等候在广场上的第八候车棚里。旅客，有人在磕瓜子，有人睡在地上，身下垫着报纸，有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空气里弥漫着橘子皮、瓜子壳、臭袜子和人体的味道。从不时爆发的大笑声中可以发现，兴奋是这里的基调。

　　前一天晚上，罗小兵坐汽车，从厦门到广州，路上需要8小时。他的朋友已经帮他们订好了晚上6点的火车票。

　　罗小兵说，厦门有直接到重庆的火车，全线48小时，但是1月6日，他去买票时，被告知12日和13日的票都已经卖完了，所以只好坐车到广州。而广州到重庆大约需要38小时。

　　“太远了，来回在路上要花一个星期，春节又太挤，所以几年才回去一次。”罗小兵说，2003年，他和女朋友一起到厦门，今年是第一次回家。

　　罗小兵身旁，来自湖北黄冈的张国仁夫妇，出来打工已经7年，每年春节必须回家。“回家困难一点没什么，2003年非典时那么困难，我们都回去。现在坐车需要十六七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不一样。”

　　张国仁夫妇舍不得买卧铺票。在湖北黄冈老家，年老的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儿子已经读中专，女儿正在读初中，家庭负担不小。尽管如此，张国仁还是每星期必须打两个电话，星期六，打给住校的儿子；星期天，打给在家的父母和女儿。

　　“和他们沟通，不要沾染不好的习惯，用我们打工的辛苦，教育他们在家学习用功一点。”张国仁说，“每次都是半小时，有时候1小时，苦口婆心地讲。还要问问他们，生活上需要什么啊，学校环境、老师教育水平等等，了解孩子的情况。”

　　“春节回家，他们(指其子女)最喜欢了。因为一年到头，回去总会带一点东西。”在张国仁看来，春节一年一次，一定要回家的。“要是平时回去，没有节日气氛，打工的都出去了，小孩也上学了，没人玩，回去就没意思了。”

　　春节期间，他除了要和父母谈谈工作，谈谈收成外，还要了解老人有什么不方便，以及家里的收成，更主要的是与孩子培养感情。“虽然平时电话联系，但总不如当面交流。”

　　今年春节，罗小兵最大的事情是结婚。1999年到2002年，罗小兵曾在顺德打工，那时候，他春节回家，也都在家呆着，帮父母做点事情，“只要想做事，事情永远做不完的”。

　　晚上10点，马上就要进站了，第七号候车棚的旅客全部站了起来，并尽量往前挤。候车棚内立即露出遍地的报纸、果皮等垃圾。据了解，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每天要送走超过10万名的旅客，1月15日，这个数字达到12万，旅客走后留下了大量垃圾。去年，最多的一天产生的垃圾是90吨。

　　环卫工人袁兴文，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挥舞着扫把，所到之处，烟尘斗乱，报纸、果皮飞扬。从2002年10月份调到火车站以来，袁兴文经历了4年火车站春运的场面。袁认为，与往年相比，今年火车站的秩序好多了，“我们刚来火车站的时候，抢劫的、偷东西的很多，今年没什么。原来我们经常捡到钱，今年什么都没有了，这就证明了今年的治安好了。”

　　来自贵州安顺的程江红显得十分兴奋，在这个临时候车棚里，他已经整整坐了近8小时了，一步也没有离开。想到回家，程的心情特别激动，晚上11时24分才开的车子，他于上午10点就从厂里出发了，“看着厂里其他人打包准备出发，我也坐不住了”。

　　原来，2005年7月，程江红是第一次出远门，到东莞的一家制鞋厂打工，之前的4年，程一直在昆明打工，回家只需50元的路费。在东莞，程江红一个月能挣1700多元，“在我的打工生涯中，还是最高的”。

　　“这半年的收入，在家里能顶得上大半年了，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另外，在这边也学到一点东西嘛，可以跟他们谈一谈。”程江红喜上眉梢地说。工作之余，程跟着朋友学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因为“在这边每天就是挣钱，但对人生没有太多的帮助，回到家里还是这样”，他想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天下午，在第三候车棚里，汉口的任少彬独自坐在一套音响上，这是他带回家最大的物件。而他春节回家还有另一层意义，“要去山里弄点柴禾回来，给老婆和父亲平时用，父亲78岁了，老婆一个人在家不容易”。

　　任少彬在广州打工快6年了，只有一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我也想回家，但是老板不肯放，工期很紧，我老婆打了两次电话给老板，让他放我回家，但是没办法啊！”

　　大年三十晚上，他只能打电话回去问候家人，“大年三十电话也不好打，村里只有一部电话，很多人排着队打，线路太忙了。几个老乡一起去打，就不怕了，打通了就换班接听说话。家里每个人都来了。也不能说很久，说了一会儿，就给老乡了”。

　　前面就是家

　　每天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背着大包小包、不辞辛苦地赶往千百里之外的故乡，和亲人团聚，环卫工人袁兴文十分羡慕。

　　袁是重庆长寿区人，1988年到广州，一直在越秀区从事环卫工作。由于工作成绩优秀，2000年，转为合同工，每月比临时工多几百元。现在，他已经定居广州了，妻子和孩子都在身边。但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一人在重庆老家。来广州将近20年的时间里，袁仅回去4次，“只有一次是回去探亲的，其他几次都是有事。赚钱不容易，不能每年赞助铁道部”。不过，有几年，母亲来广州来过年。

　　今年春节，母亲又将是一人在家过年。袁兴文说:“春节是最忙的，所以回家不可能，从1988年到现在，我没有一次是在春节回家的。”

　　但是袁兴文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愿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想回家过一个春节”。因为袁至今还十分怀念在家乡过春节的感觉，“记得以前过年，放鞭炮啊，走亲戚啊，亲情观念比较浓，现在的人亲情观念没有那么浓了”。

　　1月15日下午1时45分，随着候车室铁栅栏的打开，乘坐A350次火车的旅客们，拥向站台，旅客任少彬背着一套音响夹裹其间。候车室里，立即喧嚣混乱了起来，有人脚踩座椅，从一条过道爬到另一个人少的过道。

　　跑在最前面的面带喜色，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的队伍，后面的人，拖着皮箱，拎着皮包，扛着编织袋，匆匆忙忙跟着队伍一路小跑。站台上立即想起了轰隆隆的声音。

　　通往站台的通道口，客运值班员钟洁群，手提喇叭，大声引导旅客们下隧道，但是总有人脱离队伍，跑到最近的站台，钟洁群只好用更大的声音，喊他们回来。队伍中，两个旅客争吵起来，因为一方的行李冲撞了对方。有人皮箱的把手坏了，不得不抱着皮箱蹒跚前进。

　　钟洁群说，客运值班员的工作就是“组织旅客进候车室，组织放客上车”，而引导一趟车的旅客，往往需要二十几个人在不同的位置配合工作。

　　春运期间，钟洁群每小时重复几次这样的工作。据了解，广州火车站每天日常中转和始发103趟列车，春运首日(1月14日)加发33趟列车，15日更加发38趟。

　　下午2时，2000多名旅客终于走过了通道。这时，已经过了原定的发车时间。而下一次列车的旅客又开始拥进站台，钟洁群再次指挥着队伍前进，但直到这时，仍然有旅客拿着A350的车票过来询问去哪里上车。

　　2时20分，晚点的A350次列车终于开动了，经过了一系列的奔跑和拥挤，又挤出地方摆好了行李，旅客们终于喘着粗气，坐了下来。

　　但是，他们的旅途并不轻松。来自安徽的陈先生心有余悸地说:“上次春节回家，火车上人挤人，连厕所里都站满了人，上厕所比买火车票还难。女同志急了就更难堪！”

　　几天前，陈先生买了几包成人纸尿裤“备战”。据媒体报道，成人纸尿裤平时的销量非常有限，而春运却带来了商机。

　　春节以后，程江红、张国仁将会再回广东，而喻玉良和杨平丸将衣服、被子全部带回家，他们将不再回来了。喻玉良说，两个月前，来广东时，老板承诺，每月1500元工资，但是他们来了两个月，只拿到三四百元钱。

　　对于喻玉良和杨平丸们来说，火车尽头的家，是他们疗伤之地，他们要在那里积蓄春天的力量。

　　采写:本报记者　鲍小东　王吉陆

　　通讯员　廖志成　胡巨华　杨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