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本·拉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身材修长的他身着传统阿拉伯长袍、扎着白色头巾，棕色的眼睛略带忧郁的神情，讲起话来轻言细语，极有礼貌，甚至有些害羞。拉丹给当时采访过他的记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与其说他是个恐怖大亨，倒不如说他更像个教书先生。今天本网刊登曾先后三次采访过本·拉丹的英国《独立报》记者、《文明的伟大战争：征服近东》一书作者罗伯特·菲斯克撰写的文章，文章向读者展示了本·拉丹如何从上世纪80年代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的反苏英雄，演变成眼下的反美“斗士”的传奇经历……..文章题为《我与本·拉丹的几次会面》：

　　西方制造的“坏人”

　　今天寻找本·拉丹就像在原子弹发明之后逮捕核科学家一样。拉丹创造了“基地”组织，我们操心的应该是“基地”组织。抓住本·拉丹还那么重要吗？每次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深陷的眼窝、黑白相间的胡子、消瘦的面庞和习惯性的微笑—就会这样问自己。

　　我们西方人总是需要一些“坏人”：纳赛尔、卡扎菲、阿布·尼达尔、拉特科·姆拉迪奇、霍梅尼、本·拉丹、拉多万·卡拉季奇、萨达姆……有些人就是我们把他们“变坏”的，像纳赛尔、卡扎菲、本·拉丹、萨达姆。

　　12年前我在苏丹荒漠中邂逅本·拉丹，当时他的手指紧张地摩挲着白色的长袍，思绪纷乱地回忆着他当年率领阿拉伯军团在阿富汗与苏军作战的故事。与他相比，我那时认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等“欧洲坏人”的代表更为危险。

　　对数百万计的阿拉伯人来说，1979年率领“阿拉伯军团”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本·拉丹，几乎就是穆斯林世界“阿拉伯的劳伦斯”。苏联撤军阿富汗后，拉丹因厌倦了阿富汗内战中的暴力和屠杀而于1988年离开阿富汗。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时，他曾表示愿意带领军队对付萨达姆，但当时的科威特国王更愿意让美国人来保护。

　　阿富汗战争洗礼

　　对拉丹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侮辱，更是一种背叛。这无疑影响到拉丹的脾气性格。我在苏丹荒漠中遇到的拉丹就是一个容易发怒、猜疑心重、性格孤僻的人。在那之前，拉丹还从未与西方记者打过交道。他的一位曾做过记者的沙特朋友让他一定要接受我的采访。采访中，他以为我会提到“恐怖主义”这个词，但我问他的只是关于阿富汗和反苏战争的问题，这让他很奇怪。

　　他当时对我说：“在阿富汗抵抗苏军的几年时间，是我人生中绝无仅有、不可多得的时光。苏联入侵阿富汗让我非常愤怒，立刻动身前往。从1979年底进入阿富汗后，我先后在那里呆了9年。苏联不公正对待阿富汗人民的做法激怒了我。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掌握权力的人，在以各种名义利用其权力企图征服并奴役其他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我的确是在战斗，但我的穆斯林兄弟们做得比我更多。很多人死去了，而我还活着，我从来不畏惧死亡。有一次苏军离我只有不到30米远，他们企图抓住我。尽管面临枪林弹雨，但我心灵中的感觉就像睡觉时一样宁静。阿富汗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毫无疑问，阿富汗的经历在本·拉丹的一生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拉丹的天性中，有天真和幼稚的因素，但他把它与无罪和清白搞混淆了。

　　可怖的煽动能力

　　本·拉丹总是喜欢说梦解梦。1996年，我再次采访拉丹时他告诉了我一件让我毛骨悚然的事。他说：“我的一个兄弟做了一个梦，梦里看到记者罗伯特·菲斯克骑在一匹马上，长满了胡子，就像鬼魂一样。”拉丹说梦里的我穿着穆斯林的长袍，“这意味着你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对我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恐怖的信号，说明拉丹想拉拢我入伙。我当时回答说：“不，我不是穆斯林，我只是一个讲述真人真事的记者。”但我很清楚拉丹这种拉拢人的手段会对其他人带来多大的影响。

　　穆斯林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难以分开。在本·拉丹的这种信仰中，存在着一种军事和神学的综合思想，认为敌人的军队弱不禁风，而宗教信仰的力量无比强大。认为这种思想传播到备受苦难和不公正对待的人群中，就会产生一种威力甚至可以超过原子弹的强大力量。1996年我在阿富汗荒漠中第二次采访拉丹时，拉丹用了一半的时间痛陈沙特王室的种种腐败行径，夸大他的游击队在战胜美国军队的能力。他告诉我，他的手下早在索马里就与美军交过手，这还是他第一次承认这一点。拉丹说，美国军队只不过是些没有作战灵魂的“纸老虎”。

　　我当时想，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索马里战火中的美国，跟本土受到攻击的美国绝对不一样。

　　我最近一次采访本·拉丹是在阿富汗一座山上的军营里，军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年为反苏战争修建的。这时候的拉丹完全被对抗美国的情绪所控制。拉丹每说一句话，“基地”组织的追随者就发出一次欢呼，就像对待救世主一样。“我们反美斗争比反苏斗争简单得多，”拉丹煽动说，“就在这座山上，我们击溃了苏联军队，毁灭了苏联。祈求真主让我们打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