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月19日电（记者潘清、厉正宏）一边是医院为患者开出超过百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一边是老百姓为买不到廉价的救命药品而犯愁。到底是市场规律使得生存成了医院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还是制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忽视了普通人群的承受能力？正在举行的上海“两会”上，百姓最关心的“看病贵”问题也成了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向上海市政协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百姓医疗费用上涨有其社会因素：居民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疾病谱的转变、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先进医疗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总体物价指数和消费价格的上升，尤其是医用材料价格的上涨。同时，由于目前对医疗事故处置采取“倒举证”的办法，也使得医院和医务人员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从而导致医疗费用的增长。

　　上海市人大代表顾玉东认为，目前一般医院每年总支出中仅有10％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其他资金都要求医院按照市场规律解决，医院院长要忙着赚钱解决医生护士的收入问题，医疗成本高自然成了“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台盟上海市委向上海市政协提交的一份报告则显示，目前政府定价的药品大多是老百姓的常用药、基本药，药品定价受企业生产成本、规定的流通差率、市场供求情况、药品质量差异和药品间合理比价等因素影响。由于政府定价相对滞后，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效益滑坡的情况下，药厂生产的廉价药成了无利甚至是亏损的产品，结果药厂只能放弃生产。

　　上海“两会”代表委员呼吁，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卫生资源仅占2％，因此必须寻找低成本、效果好的卫生服务提供方式，利用有限资源让普通百姓享受更公平、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民建上海市委在政协提案中认为，解决百姓“看病贵”问题应从构筑多元、立体的医疗卫生体系框架入手，根据不同定位可将医疗机构分为3种，即由政府财政承担全部投资并委托管理的“公共性”医疗机构，由慈善机构投资并运作、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医疗机构，以及由社会资本以市场方式运作，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之外的个性化、特殊化需求的“经营性”医疗机构。

　　针对部分廉价“救命药品”的短缺问题，卢湾区政协副主席李玉华则建议，政府应引导制药企业降低此类廉价而有效药品的利润指标，或调整利润核算的财务方式，并对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的药品种类给予相应的减免税收、低息贷款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