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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主人
徐城北
1942年生于重庆，1965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京剧文化和京城文化，著有《老北京：帝都遗韵》、《老北京：巷陌民风》、《老北京：变奏前门》、《京剧与中国文化》等。
藏书语录
作家应该善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本书最好先出外文版或港台的繁体版，最后才出在内地的简体字版。怎么认识一个人书房的优劣？
不在于他存了多少珍贵的版本，而在他是否把本领域的学问弄通了。 徐城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收藏者，他信奉好书房不在好版本，而在好学问。好友艾青题写的书房名字。
徐城北的《老北京》系列。
徐城北从梅兰芳身上受益匪浅。
收藏的陈从周的《说园》，全部为毛笔竖写。
三不老书屋
徐城北现在真的住到了城北，为了写新北京的城北文化，他搬到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已故昆曲大师俞振飞题写的斋名：“品戏斋”，徐城北的书房还有一个斋名：“三不老书屋”，为诗人艾青先生题写。几十年的积淀，如今的徐城北已经是著作等身。迄今为止，徐城北出版的著作已经有七八十本，满满当当地摆满了两三层书架，足够等身。
“这是《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与《京剧与中国文化》。我还写了本新书《京剧下午茶》。
书的封面非常漂亮，一般说，凡是写京剧的书，多用旦角和老生做封面。但这本《京剧下午茶》用的是花脸，黑红搭配的色调，非常刺激也非常协调。“这本书虽然字数少，但定价高，我拿版税，百分之十。现在正筹划出繁体字版，最后再出简体字版。
这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作家应该善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一本书最好能有一个出版顺序，先出外文版或港台的繁体版，最后才出在内地的简体字版。当然，不同文本的字面是应该不完全一样的。”
书非用不能读也
本来说好要谈书房，但老爷子津津乐道的却是著书：“我一直是靠写书去发展并健全自己的书房的。怎么认识一个人书房的优劣？
不在于他存了多少珍贵的版本，而在他是否把本领域的学问弄通了。何谓‘弄通了’呢？就看他对本领域的学问是否研究透了，说到书，本派‘祖师爷’的书，‘师伯’、‘师叔’的书，‘师兄弟’的书，以及自己的书……这些能否凑齐整，是否能够通过连接、对撞看出一个眉目？书的积累与人的学问，其间是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的。我研究梅兰芳时起到重要作用的书，就是台湾出版的十大册《齐如山全集》。
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通邮，我父母的一位老友，先把它们从台湾寄到香港，然后再转道寄到北京我的手里。齐如山谈京剧表演法则，有四句话是最棒的：有声必歌，无动不舞，不许写实；不许真器物上台。后来我写《梅兰芳》三部曲，这些话就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除了京剧图书之外，那段时期我还买了不少其他领域的学术著作，比方说园林的、书法的等等，我是借别的领域的理论著作来研究我的梅兰芳。这个方法是王朝闻发明的，他提倡‘隔海望山’，用诗论去品画，再用画论解释舞蹈……”
特殊的书能给人特殊的启发。比如陈从周的《说园》，就出版过好几种版本，其中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一种大八开的，就非常特殊———正面是中文毛笔字竖写的，封面是上海俞振飞题签。“首先，是书名让我深思自醒：我是否最后也应写一本《戏品》呢？古代已有《诗品》、《曲品》、《棋品》和《茶品》，我何不写写《戏品》？另外，此书是请俞老题签，恰好我与俞老也熟，不如抓紧请俞老写一个留存下来，过上二十年再动手不迟。这些我想到也都办到了，写作只是时间问题了。”
闲聊是最好的读书
在徐城北书房中“杂七乱八”的书也不少。这与徐城北的家庭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我小时候，母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成员，社里每出一本书，我家里也就多一本。那一阵我正在上中学，学习是第一任务，但摩挲这些书，也就让我增加了不少“书意”。如今回忆梅兰芳，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家里不缺乏书，但他很少有时间读书。但这无妨，因为他身边满都是读书的人，能够听他们闲聊，也是最好的读书。
梅兰芳就是通过“熏”而得到很大的启发的。
我更想到，如今我工作在梨园，周围满都是著名艺人。他们虽然认字不多，说话没稿子就念不成句子；但他们对于事理人情的了解，真有满肚子的生动故事。他们不仅能说，还能依据文艺规律去创造与制作。我能工作在这样一个“没文化的文化人”圈子里，应该说是我的极大幸运。文艺界的老先生这样对我说：“‘城北，别看不起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太有知识了，他们的文化太独特了，好好总结并提升他们的文化吧’……”
徐城北的书柜顶层，几乎满都是文坛前辈的赠书。
“文革”结束后，父母的那帮朋友，像叶圣陶、沈从文、艾青都开始出文集，出版后都会送一套给他的父母，后来父母看不动了，就转送给城北与他的妻子了。这些珍贵的版本如同泰山北斗，随便拿出一本来，就是藏书家们梦寐以求的。但在徐城北的眼里，“它们珍贵的理由，首先是让我看到一位又一位真实的‘大写的人’。”
新时期的旧文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西方一些理论被引进到中国，徐城北也虔诚地读了一些，比方说“老三论”或“新三论”之类，但读着读着，发现它们不是这回事。因为他研究的是“老京戏”，古洋人或新洋人的理论是否在中国大行其道呢？研究老京戏时，它们未必有多大的现实价值。究竟什么东西对他的研究才有用呢？用徐城北的话说，他特别关注原生态的遗存，哪怕是“没文化的老先生”的只言片语，哪怕是碎成纸渣渣的旧时代的记录，他都很郑重地保存下来。此外，他还在文艺圈中混得很熟，经常愿意与一些文化老人谈天吃饭……老先生们很随意，但听着听着，徐城北说不定就一下子有心得了。还比如那时广东文化人常来北京约稿，经常聚会的地点是景山一侧的“大三元”饭馆，“老广”在那里请吃早茶，费不了几个钱，却把北京文化界的名人前辈，几乎一网打尽。徐常在那儿与吴祖光、黄宗江、王蒙这些人一起吃饭，这就成为他最好的学习场合，跟那些人比，他当然是晚辈；但他仔细学习梅兰芳的榜样，从“熏”中取得“书意”。这样来的学问，比从书本上来的还要直接。此外他在写长文章时，为了改一下文章的节奏，就有意在下一段落的开头位置，用一些亲手改造的古文或者骈体文。这样，文章就有了起伏变化。曾有熟人问他：“这话是从什么书里引的？”他则笑笑：“是古人写的吧，至于准确的出处，哦，实在想不起来了。”
三十年或闲或忙，徐城北固然也忙于在这座书斋营造自己的天地，但更多时间喜欢出去跑。他“文革”中独自在全国跑过一年半，走了22个省市，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如今则深深沉浸在京城文化和京剧文化当中，立志今后要做一个“新时期的旧文人”。没有足够和正统的“旧”，也就没有持久与正当的“新”。所以，“我的书房不久要小做调整，增加一个画画的案子，供我写字画画。”真要是那样的话，就更像（一个新时期中的旧文人）了。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陈远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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