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团结，贬重臣，败象也

　　队伍内部不团结。首先是国家体操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尽管媒体早就提出国家队总教练黄玉斌被“架空”的议论，后来遭到“权威人士”的否定。但实际情况是，黄玉斌确实被架空了。雅典奥运后国家队以男女教练组长分工负责制取代原先的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后，作为总教练黄玉斌在所有关于队员、教练的调整分组，比赛的组队，计划的研究等重大事宜上均少有发言权，更无决定权，甚至在党校学习后，差点被调出体操中心。由此黄一度产生辞职出国与家人团聚的念头。中国体操男队在世界性大赛上，曾7次获得团体冠军，其中5次是黄玉斌作为总教练带队夺取的。43名体操世界冠军中有16名是他的弟子。对这样一位有大功、无大过，训练、管理有独到之处的优秀教练，在过去一年中，长期处于被架空地位，这种情况怎能再继续下去呢？古人云：无大过而贬重臣，此乃败象也。

　　国家体操女队教练班子长期不团结，在体操界早已众人皆知。雅典奥运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为加剧，以致发展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地步。有些培养过世界冠军的优秀教练，因为不被掌权者看上，在最近的分组调整中遭到冷遇。在男队，某些既无业绩又无能力的教练却因亲近掌权者而被委以重任。除了总教练黄玉斌被架空外，原国家队领队暨国际裁判叶振南也因敢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而被调换。

　　人和，是搞好每个具体项目的关键中的关键。1988年的“兵败汉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队伍不团结。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面临2008年奥运会的光荣任务，作为过来人、作为当年曾经共同奋斗过的体操老人，我在此诚恳地呼吁：中国体操，不要再折腾了。

　　个人错误意见左右决策

　　国家队教练和运动员的选拔需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每次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组队更是如此。这些规章制度是选拔最优秀人才组队的必要依据，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舞弊。国家体操队参加雅典奥运会时，在组队和排兵布阵上出现了问题，个人的错误意见左右了决策，事后个人又没有真正承担责任，其根源就在于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以人治取代法治，这种现象必须尽快纠正。

　　从国家队目前的部署上可以看出，在准备2008年的战略安排上，并没有把团体争金列为重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从开始参加奥运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男队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其原因之一，就是始终把追求团体冠军作为立队的根本。对于中国男子团体而言，不争金就等于是放弃，即主动放弃体操的大国地位。此举对中国体操将来的发展也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不重视科研，缺乏钻研训练业务的氛围。全运会是对全国体操运动的一次大检阅，至今没有人去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更看不到应有的指导性的技术报告。我所在的上海队想领先一步，在市领导和体育局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费了很大精力搞起来了由四名教授参与的运动生物力学研究室，与中科院合作，密切联系训练实践，运用肌电测试指导训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观念上的保守及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十运会后，这个研究室也散了。

　　腐败与荒唐令人发指

　　全国比赛中，打分不公的现象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在十运会决赛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平衡木决赛，一套有明显错误的动作居然得分9.925，在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无不为之愕然。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此荒唐的打分，不仅没有遭到总裁判和仲裁委员会的纠正，广大的教练员、运动员也只能在背后议论，而无一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揭露问题。此类现象的发生，严重地挫伤了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败坏了风气，滋长了腐败，极大地影响了体操事业的发展。不少队员说：“裁判不搞定，我们再怎么练也没用。”

　　我怎么也没想到，目前国内体操比赛的竞赛风气也会败坏到如此地步：在备战十运会的过程中，不少省市有专门的经费“做裁判工作”；教练员的计划中，做好裁判工作也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让我这个十来年没有接触中国体操比赛的老教练实在是无法接受。因此在十运会预赛前，我就拒绝参与一切有关裁判方面的联谊活动，我对我的顶头上司明确提出，任何所谓做裁判工作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为此也引起领导和部分教练对我的不满。我无力改变现实，图个洁身自好总可以吧。在我的心目中，奥林匹克精神是神圣的，体操比赛是很高尚的；教练员、运动员的职业是崇高的。我不愿意在我面临将要退休的时刻，为了一些现实的名利，去玷污神圣、高尚和崇高。在十运会单项决赛刚结束回到旅馆的时刻，上海体操中心主任对我说，我们严明勇的吊环是“不是金牌的金牌”。这是对我将近三年来在上海工作的最好的评价，我庆幸尚有这份公道。（杨明明）

　　（原载今日《文汇报》，本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