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我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

　　刘若英

　　刘若英，台湾歌、影、视多栖艺人。

　　出版有《很爱很爱你》《我等你》《一整夜》等多张个人专辑；近年曾在台湾和大陆举办《单身日志》《公主彻夜未眠》大型个人演唱会。

　　曾出演《人间四月天》《粉红女郎》《天下无贼》《半生缘》等多部影视及舞台剧。

　　目前已有《一个人的KTV》《单身日志演唱会记录书》《下楼谈恋爱》等文字作品出版。本文系刘若英2006年最新出版的记录个人生活的随笔集。

　　永远不搬家

　　一个人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也可以是历来哪个人最长寿的纪录等等。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记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可不可以说，不管岁数大小，一个人能活多久，要看他能记得多少过去的岁月？

　　我最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巡视了一遍。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职业军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楼上”有三间，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四个空间，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间厨房。

　　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毕竟“情势不为主观意识转移”，搬是一定要搬的。问题是，怎么个搬法？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国宅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庭聚会、出门逛街、寿宴喜庆，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怎么搬？”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都有。听到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在老房子里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或具体地说，是“搬家死线”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当初清清楚楚说好我不用动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这不是如婷问的，是我在问我自己。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队开着怪手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大丽真、怡臻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日式的老房子。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两败俱伤，这样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气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张时，我跟你去买的啊……”是啊，什么冷血的人舍得丢掉我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回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原则一，我心里想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茉莉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家电在我们家出现算是晚的。小学时，我曾羡慕同学家有洗衣机，回来问婆婆，为何我们家没有？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机器洗容易坏。从小家里也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公公的理论是“客人来家里是交流，不是来看电视的”。因为这样，家里晚上是无声的，婆婆画画，公公看书、写毛笔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干嘛，应该在发呆吧。但是曾几何时，我家成了有四台电视、四台录影机、三台DVD、两个微波炉、三台冰箱、两个洗碗机。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吗？还是因为我进了演艺圈？（1）

　　（本文节选自刘若英随笔集《我想跟你走》，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