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红学”又热闹起来，是因为作家刘心武。记得几个月前，我曾在电视上有一拨没一拨的听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秦可卿之谜。他那追踪索隐、处处玄机的话语，当时真的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这倒不是兴趣作祟，而是正午时分我最好的朋友是瞌睡，稍一迷糊，刘先生的讲座往往就告一段落，须得“下回再讲”了。

　　当“红学”因刘心武起了狼烟，我窃喜沉寂良久的“红学”重新开仗，有好戏看了。我想看这场戏，是喜欢学界的争鸣，有争鸣比无争鸣真的好得多。刘心武解《红楼梦》所引起的争议非同小可，学界及创作界都按捺不住，分成了“反刘”和“挺刘”的两派。还夹杂着刘心武《红楼望月》、《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等红学著作的热销，更弄得风云变幻。据说刘心武在一些红学家们的厉色严辞之下并不示弱，表示他的《红楼梦》解读还将继续按原来的套路走下去，让“反刘”派咽不下这口气。

　　“挺刘”者看到了《红楼梦》的喧哗，当今的研究著作和言论能够引起喧哗的倒真不多见。不过。“挺刘”者是因“反刘”者而起的。问题都在于刘心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他旨在为《红楼梦》“揭密”，要解开《红楼梦》的密码。这种研究的用心并非不能理解，只是我对为小说揭密的可能性一向有些怀疑，小说是作家“创作”的结晶，创作的虚构特质本于生活也许会有某种暗示，但任何虚构的成份都是虚构，在虚构中求实是很玄乎的事情。刘心武就做着这件很玄乎的事。譬如，他把秦可卿的文章做得很足，甚至称之为“秦学”。但对秦可卿身世和命运的猜测依据是什么语焉不详。为什么红学界会“反刘”，关键在于索隐的证据，连带了索隐的结论。

　　我们可以理解红学界一些学者的愤激，传统的学问方法是建立在求真基础上的，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行话是“孤证不证”，何况刘心武的证据不力呢？有人说他想当然，就在于他悖逆了学界的传统。不论刘心武是有意还是无意向学界传统的治学方法挑战，都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你立得住吗？你经得起真实的权衡吗？如果违背求真的原则，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对学问精神的动摇。因此有人说刘心武在误导观众和读者，那这种误导是最值得警惕的。我有时想刘心武是在戏说红楼，但你看他在《百家论坛》上的严肃面容，你就不会再往戏说上想了，那面容有暗示性。

　　“挺刘”者最为激烈的是当代的一些作家。曾在海师讲坛上侃侃而谈自我创作经验的邱华栋先生言辞尤为激烈，在网上可以看到他口齿的锋芒。他说刘心武冒犯了“反刘”的一些红学家的利益，并引了台湾红学家蒋勋的一句话，说太注重考证会给青少年带来误导，甚至说红学家们“这样的学问我看就跟寄生在腐尸上差不多”。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误导。《红楼梦》研究的单纯考证的确会给读者带来误导，但考证其实是《红楼梦》研究中诸多方法的一种，这种方法中寄托的求真精神是不应该忽视的。当红学界的一些人对刘心武表现出不宽容的时候，华栋的话也有些不宽容，也有些误导。

　　作家学者化，化了之后也不同于单纯的学者，王蒙先生2004年秋来我校参加作家周活动时，曾对我说他的李商隐研究、红楼梦研究和学者的不同。这是真的。刘心武亦然。不过，作家学者化了以后，应该遵循的是学者的规范，不论研究方法怎样变化，不论给红学冠以官方红学还是民间红学，求真的学问精神是不能变的。但它需要在争鸣中得到坚守和求证。所以我很高兴红学的争鸣，但希望排斥违背学理的相互攻讦。如果学者和作家们都耐不住性子，不攻讦则无快意，那一切的争鸣都因转化为打倒对方的工具而变得索然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