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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左二）在空降兵部队调研。
“军人，要有一颗燃烧的心。有人说，要是想活得长一点，就得心如止水。但是我说我很难做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就像艾青一首诗写的那样：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殆尽……”———题记·金一南
深冬长夜，国防大学校园万籁俱寂，金一南与记者促膝畅谈，一起回顾他走过的足迹。
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你就长不成一棵大树，成就再大也顶多是个盆景
记者：您46岁才从事战略研究工作，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要做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一员？
金一南：战略，说到底其实渗透着个人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参军之前，我当过两年工人，是从最简陋的街道小厂和最艰苦的工作———烧玻璃瓶干起的，整天鼻翼灰黑、满头淌汗，脸颊被高温汽灯烤得通红……后来，我一天能烧2000个瓶子，工厂把我送去学车工。为了完成一批紧急加工任务，我曾经连续突击36小时，右手背被车床尾座撞破，我一边往工作裤上抹血一边继续干。师傅把我从车床上拖下来，在卫生所门口，车间主任说了一句话：“金一南是个天生的好工人！”
记者：可是现在，很多同事说您是“天生的好教员”。
金一南：我离开工厂后，参军入伍，在基层连队呆了12年。当我在全团技术竞赛中取得优胜，被破格提拔为技师时，有人说我是“天生干技师的料”。后来，我进入国防大学，在图书馆工作了11年，当我开发“国防相关信息情报系统”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时，又有人说我是“天生干图书馆的料。”
记者：这些经历给您什么启发？
金一南：这些经历，恰恰证明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没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条件，却注定要在同样的时间内，要比别人走更艰苦的路程。所以，常问问自己“我从哪里来”很有必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起点是什么。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就是祖国的命运。想到这里，就常常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这一生一定要干一些事情。明白了这些，你的根须就扎进泥土了。
不管有没有人喝彩，不管有没有人关注，都要坚守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记者：在学术研究上，您算是大器晚成。有没有人说您要是花这么大的精力干点别的，早就成功了？
金一南：我觉得说这话的人缺乏一种精神的熬炼。别人今天说我是学者、甚至是著名学者，但他们知道我当工人的时候，18磅的大锤我能连续打200多下吗？当时我看了一本《欧阳海之歌》，里面说欧阳海小瘦个子，18磅的大锤能打200多下，我一门心思就要做到这一点。
记者：可是现在看来，您过去干的这些事，烧瓶子也好，打锤也好，跟今天的学术研究毫不相干。
金一南：实际上，这些事情对我精神状态的养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5年，我当图书馆馆员的时候，写了22万字的《装甲战》，详细记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军事变革———传统步骑战向机械化装甲战的转型。可惜，这本书稿居然被出版社弄丢了……当初搞研究，写了不少文章，但一次次遭遇退稿、受到冷遇，我觉得无所谓，还是坚持写下去。
记者：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下来？
金一南：我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讲课，看到一名在边境常年耕种的农垦职工，自己动手裁了一块红布，用黄颜色的布剪了五颗金星缝在上面，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杆，每天自己一个人，不管刮风下雨，都把国旗高高升起。想想看，这个画面多震撼人心哪。我从这个职工身上感悟到，不管有没有人喝彩，不管有没有人关注你，你都要坚守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记者：您说您特别欣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句台词：“Letmealone”，就是“让我独自呆一会儿”，您独自呆着的时候在想什么？
金一南：独自呆一会儿，不管是对着地图凝视，还是写文章、上网查资料，你都能发现世界的辽阔、个人的渺小。我们哪一个人没有难题困扰，哪一个人不曾面对各种各样功利的诱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上去，也不一定够。但一个人如果总是被眼前的难题和功利框住，失去的就是向前看的视野和超越自身的境界。人要重其所当重，才能轻其所当轻。
一个国家就像一条船一样，船上所有的岗位都很重要，但是绝不能缺少桅杆上的瞭望者
记者：超前思维是您研究问题的一个特点。对此，您是怎样想的？
金一南：我觉得，一个国家就像一条船一样，船上有船长、枪炮长、轮机长、航海长……这些岗位都很重要。我们国家这艘船，也不缺敬业的船员，那些满头大汗往炉子里添煤的人、那些执行船长的指令一丝不苟的人、那些把甲板擦得一尘不染的人、那些加班加点不休息绘海图的人……这些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没有冒着风雨站在桅杆上的瞭望者，给全船的人发警讯，鸣警笛，敲警钟。为了保证船的安全，他必须站在桅杆上，拿着“千里眼”看什么地方有冰山，什么地方有暗礁，什么地方有风暴……
记者：您这种危机意识是怎样产生的？
金一南：历史给我们警示，更给我们营养。罗马军队凯旋，罗马人倾巢出动，欢迎打了胜仗的将军。罗马的执政官总要派出一个“提醒者”，反复在将军的耳边重复同一句话：“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就是要提醒将军，不要觉得自己打一次胜仗就忘乎所以。我们研究军事的同志，固然需要从胜利中认识很多东西，但是绝不应当忘记从失败中认识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过去总说，我们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相反，从胜利走向失败，有时只因一念之差，只有一步之遥。
记者：这种危机意识，对于我们这支具有光荣历史的军队特别重要。
金一南：对，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就会从心底，而不是在口头上萌发忧患意识。作为军事学者，就会主动地奔走呼号，用自己对世界形势、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我们的价值。
记者：这个“桅杆”，不是谁命令您一定去攀登的，而是您自己主动去攀登的。可想而知，您一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吧？
金一南：这个辛苦就是要不断地想，还要不断地讲。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曾跟我讲：“日出千言，不损自伤”。讲课的时候，大脑高度运转，这种消耗跟体力消耗不一样，身体累了，睡一大觉，吃一大顿，就好了。但是思考多了，据说消耗大量的微量元素，这可不大好补。（笑）
世界在变化，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麻木不仁，就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
记者：很多同志评价您的课，都说您总能给台下听讲的人最新的东西，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金一南：世界在变化，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麻木不仁，就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所以，每一节课之前，都必须事先做大量的调研。然后，面对大量的新鲜信息，脑子里一支“红军”一支“蓝军”，反复对抗。我给指挥员班上课时，下了课学员跟我说：“金教授，你在课堂上没有讲完的话，我们全明白了。”我觉得，这种台上台下的共鸣，是对我最大的夸奖。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让您比别人发现得更多、思考得更深刻？
金一南：我当兵的时候，认认真真反复看过的有3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当时我就想，我们党建党时只有50几个党员，竟然在28年后建立新中国，这是怎么回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分析一上来就抓住了要害———军阀混战。军阀割据的边缘是真空地带，红军能够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从毛主席那里学习到的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关注现实，不要去搞那些空洞的演绎和诠释。第二本书是《鲁迅全集》，我从中学习怎样让自己的语言势如破竹。第三本书，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说：“真正的勇士能够在黑暗中发现微光，并敢于跟随微光前进。”这句话告诉我，研究问题要有敏锐的发现力，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我们这支军队所有的牺牲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胜利。离开这个目标，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没有意义
记者：在新军事变革的时代，您怎样思考军校教员的责任？
金一南：毛主席说，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的理解是，没有人民军队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曾经参与编写过一部没有出版的《兵法大典》，把1840年到1910年间清王朝主要的典章书籍、大臣的奏折看了一遍，发现我们国家近代以来，军制改变非常频繁：八旗军无法应付鸦片战争，不得不使用绿营；绿营无法应付太平军，不得不使用湘淮军；湘淮军无法应付甲午战争，不得不组建新军……古往今来，战争都是一支军队命运的最终裁判。任何一支军队，哪怕它的历史再辉煌，不能赢得胜利，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我们国防大学前身是名震中外的抗日军政大学，刘伯承元帅说过一句话：“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国防大学每个教员的责任，就浓缩在刘帅的这句话里。今天，刘帅和其他老帅的塑像，就竖立在教学楼大厅，日日夜夜注视着我们。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实践刘帅的这句话，这对军队的未来关系重大。
记者：站在这些老帅的面前，您想到了什么？
金一南：我入伍33年了。30多年前上中学时，我一位同学的哥哥是军人。我问他当了多少年的兵，他回答说：8年。当时把我吓了一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啊！今天，4个8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回首往事，脑子里总有两个不知问过自己多少遍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
33年前，我们那一车厢欢声笑语的新兵，现在仍然在部队的，仅剩下我一个人。但这是一支永远不会中断的队伍。著名音乐家劫夫当年创作的歌曲，有两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是有幸的：八一军徽在头上戴了30多年，至今还能站在这个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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