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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张可夫(左)和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右)在一起。余志雄摄
昨日中午12时，陈燮阳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出黄花机场，他将担任今晚在湖南大剧院举行的2006长沙新春音乐会的指挥。
陈燮阳现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在当代中国指挥家中，陈燮阳是最出色者之一，在国际乐坛所熟悉的中国指挥家中，他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许多知名音乐家用的乐器都价值不菲，有的甚至有几百年的渊源。作为指挥家的乐器———指挥棒是否也是如此？几名音乐会工作人员讨论了半天，终于忍不住问陈燮阳：“您用的指挥棒是不是很特别啊？”陈燮阳一愣，然后笑着说：“哪里有什么特别，就是一根普通的小塑料棒。”可就是一根普通的塑料棒，在陈燮阳的手中，却可以焕发出无穷的魅力。
在宾馆房间，刚刚抵达长沙的陈燮阳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交响乐是费钱的艺术
陈燮阳曾多次率领上海交响乐团出国演出，也曾到过交响乐的发源地———欧洲，他说，中国顶级交响乐团到了国际上，也能算得上是优秀的乐团了，但交响乐在全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水平较高。陈燮阳认为，交响乐团要注重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中国，乐团还担负起培养观众的使命，因此要为青年演出、到学校演出、做讲座；但是，培养观众只是交响乐团任务的一部分，最大任务是提高演出水平，和国际水平接轨。光普及，乐团本身的水平就很难提高，演奏高难度的乐曲不仅可以锻炼乐团的技术，也让有欣赏能力的观众欣赏到经典的曲目。
去年12月，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一台“我的音乐会”，音乐会的曲目都是由观众写信或者网上投票选出来的，座无虚席。陈燮阳说，这种形式是为普及交响乐所做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但从曲目上来说，主要是贝多芬、约翰·施特劳斯等人的作品，很普通，不存在多少高难度的东西。陈燮阳说，目前，交响乐在国内发展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人才和经费。目前全国各地都开始组建交响乐团，这是个好现象，可优秀的人才缺乏。上海交响乐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外援”，最多的时候有六七人。其实，引进“外援”在国际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没哪个世界知名乐团全是由本国人组成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在国内不多，牵涉到另一个问题———经费。交响乐是很费钱的艺术，不可能靠交响乐来赚钱，但它是一个城市、地区的文化标志，需要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有了经费，就可以引进更好的人才，乐团也更加有凝聚力，乐团水平不断提高，观众也会更多。
与小泽征尔的故事
陈燮阳还向记者谈起了自己与世界最优秀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交往的故事。
小泽征尔是日本人，生于沈阳，为当今世界上几位实力最强的指挥家之一，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听众视野的世界级指挥家。上世纪70年代，他在北京登台演出，给当时还在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团的青年指挥陈燮阳留下了深刻印象。初识之后，当陈燮阳1977年随上海芭蕾舞团赴法国访问演出《白毛女》时，小泽征尔闻讯特意前来观看演出。1981年，陈燮阳赴美国波士顿学习、考察和演出，时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指导和指挥的小泽征尔还邀请陈燮阳去家中做客，并请他观看乐团的排练，这段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演出，让陈燮阳学到了不少东西。近年来，小泽征尔多次访华，“几乎每次我们都会见面。”陈燮阳说。
父亲是著名词人陈蝶衣
许多中年人都熟悉被誉为香港“乐坛长青树”的陈蝶衣，已经98岁高龄的陈老是我国流行乐坛的著名词人，由他填词创作的《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等歌曲曾经风靡了全国，而陈燮阳正是陈蝶衣的长子。
父亲钟情流行音乐，创作的许多歌曲成为一个时代流行情歌的代表作；儿子却只爱古典不爱通俗，走上不一样的音乐道路。2002年澳门国际音乐节上，“海上寻梦———陈蝶衣作品音乐会”举行，蔡琴作为主唱，伴奏则是由陈燮阳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两场演出获得成功，而更加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则是陈蝶衣与陈燮阳这两父子的合作。
记者：您父亲陈蝶衣是流行乐坛的著名词人，他对您走上音乐道路有没有影响？
陈燮阳：父亲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才子。我跟他的联系不多，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了香港，所以我跟父亲见面的时候很少。我走上音乐的道路、成长，父亲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他给予我的更多的在于天分的遗传。
记者：2002年在澳门的那场演出是您和您父亲第一次在音乐上合作吗？
陈燮阳：那是主办方的一种宣传策略，把重点放在父与子这种合作背景下，当时是由我们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由我担任指挥，作品全部是由父亲写的词。其实，上海交响乐团以前也与流行音乐有过接触，比如曾担任梅艳芳演唱会的伴奏。
记者：从一个音乐人角度，您怎么看陈老的作品？
陈燮阳：我觉得那些歌蛮好听的，比现在的流行歌曲好听，他的歌词也很有诗意，父亲不愧是江南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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