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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春成秀尔在2005年12月27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日本《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8页的《“北京人”化石的去向》，首次披露了日军方面搜索头盖骨的历史文件——1943年5月26日北京宪兵队提交给上海宪兵司令部的《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头盖骨下落之谜的研究。为这项牵涉中、日、美三国的跨世纪搜索行动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
日前，日本学者首次披露了当年日军在中国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所做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搜查结果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 “寻找1941年12月在中国下落不明的“北京人”头盖骨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实际上，早在63年前，搜索活动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教授春成秀尔在12月27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日本人类学会会刊《人类学杂志》（日文版）上，发表了题为《“北京人”化石的去向》一文，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春成秀尔在论文中首次披露了一份重要文件——1943年5月26日北京宪兵队提交给上海宪兵司令部的《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的内容。
调查报告的来历
根据春成秀尔介绍，这份资料是他1988年从他的老师渡边直经博士（1919～1999）手中获得的。渡边博士在上面附有自己手写的“昭和18年，‘北京人’化石宪兵队调查书写，长谷部资料”（注：“写”意为抄本）的封面。
春成手中的这份资料是复印件，而原件则是当年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将搜查“北京人”头盖骨的结果提交给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的报告的抄本，手写在16张200字的稿纸上，每张稿纸上都印有“长谷部用纸”的字样。但是从笔迹来看，誊写的人肯定不是长谷部言人博士。
据春成秀尔回忆，渡边博士告诉他，这是渡边1970年3月在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的名誉教授室里整理长谷部言人的资料时发现的，然后复印了下来，他认为这对今后的人类学史是一份贵重的资料，然后交给了春成秀尔。
长谷部言人何许人也？长谷部言人（1882～1969）在1938年到1943年期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科教授，是日本人类学会总干事。
据中国古人类学家，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裴文中在自己所写的“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记录：“在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大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平（北京），高井并请求到该所中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三十一年（1942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迫裴氏参加，并追问标本下落。裴氏以迄未经手为答。长谷部等在平居留约月余，以无结果返日。”（裴文中报告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能够得到日军的搜索报告，长谷部言人自然不是“普通”的学者。
做报告的日军搜索无果
春成秀尔寄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论文上附有搜查报告复印件的照片，可以看到上面写有“北京北宪保第180号”“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昭和18年5月26日 北京宪兵队长 赤藤庄次”等字样，发送对象是“队司、上海”，附件上则写有“别纸‘北京人’搜查概况”的字样。资料为手写体，从行文来看，所用文体属于战前的文体，与当代日语明显不同，而且所用字体为汉字与片假名混用，明显不同于现在汉字和平假名混用的字体。
这个报告本身是北京宪兵队长赤藤庄次上校向上海的宪兵司令部提交的“通谍”，要求对拘押在上海的与化石失踪有关的美军人员进行讯问。但报告也交待了日军当时已经掌握的搜索情况。
据搜查报告透露，宪兵队开始搜查“北京人”化石是根据北支派遣军北京宪兵队司令的特别命令进行的。宪兵队司令官知道“北京人”化石下落不明是北支派遣军军医部长（木+那）野岩告知的，而（木+那）野岩知道这一情况则是负责接收协和医学院的西村部队的松桥保中尉报告的。
宪兵队资料认为，1941年11月14日，美海军陆战队接到了本国来的撤退电，从同月24日开始到12月4日之间，分4回，将3090件兵器、弹药、被服等运到了秦皇岛的霍尔克姆兵营，预定12月11日，12日左右全部撤离，并与日本大使馆交涉，要求提供特别列车。根据这种情况，宪兵队认定，“北京人”化石和武器等其他物品被一起运到了秦皇岛霍尔克姆兵营。
根据这个报告，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木箱的确是1941年11月下旬从协和医学院运到北京的美国兵营的。而下落不明是此后的事情，日军虽然搜查了北京的美国兵营以及秦皇岛的霍尔克姆兵营，以及天津的运输业者百利洋行，但是并没有发现要找的化石。
春成资料的价值
春成秀尔的结论是：虽然日本军队的行动导致了化石下落不明，但是根据这个报告，“北京人”化石确实没有被运到日本。
如果春成掌握的资料可信的话，这仅限于1943年5月26日之前的情况，此后的情况仍不得而知。不过，春成掌握的“通牒”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就是反映了日本宪兵队当年搜查的真实情况，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线索。
这次介绍的宪兵队资料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记录了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5月之间，在“北京人”化石已经下落不明后的约1年半时间里，日本宪兵队搜索头盖骨的整个过程，以及相关人员的全部口供。这使得相关的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事实关系。当然，被问讯的个人是否正确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还难以保证，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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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1927年以后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相继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当时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北京协和医院，其中有5个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但由于当时协和医院是美国控制的机构，“北京人”化石在这个“保险箱”里还算“安全”。
到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本抢走，协和医院的负责人决定将化石暂时送到美国。当时打包装箱的不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还有“山顶洞人”、硕猴等珍贵化石若干件。
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该部队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
巧合的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美国驻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的相关机构，“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失踪就像当初它们刚刚被发现时那样再次惊动世界。（窦晨/整理）
据日本方面向本报提供的另外一条线索显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日本北海道的美幌
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 日前，日本埋藏物调查事业团董事长绪山敦夫一行从关西的兵库县加古川市千里迢迢赶到本报驻东京分社，向记者提供了一条有关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在日本的线索。
据绪山敦夫提供的线索介绍，在日本北海道网走郡美幌町，现在有一处陆上自卫队的基地。这里在战争时期曾经是海军的航空基地。在小山里开挖的数条巨大隧道，曾经设置有制造飞机的军需工厂、仓库、弹药库、司令部等等设施，隧道现在已经被堵塞，但是这里据说却隐藏着“巨大的宝藏”。
正值太平洋战争期间的1944年5月（昭和19年）， 一架日军16人座的客货两用军用机从北京飞往台湾高雄。据当事人回忆，飞机离开北京时，机内装有7个军用行李。每个长1.2米，宽高各0.5米。由于需要三四个人搬运，所以重量推测在七八十公斤。
日陆军航空中尉村冈治美当时是该飞机的“乘客”之一。在高雄机场着陆后，村冈开始关注到这些行李。于是问与他同机抵达的上司肥佐多少佐：“今后怎么办呢，军用行李里有什么东西呢？”但是肥佐多根本不愿回答，一连问了3遍，少佐终于说：“去寿山，然后把行李埋掉。行李里面是北京猿人和其他一些东西。绝对不要和别人说。”
于是，肥佐多与村冈等8人乘汽车前往位于“高雄要塞”内的寿山，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行李埋掉。
此后，除村冈外，参与掩埋中有6人前往缅甸，后全部战死。肥佐多少佐则不久在当地病死。村冈中尉被派往北婆罗洲，得以幸免。
战后，村冈治美一直住在故乡佐贺县太良町。据资料透露，1949年，台湾当局突然派人来找他。由于种种原因，村冈当时没有能够前往台湾，直到1986年才获得机会。但是，埋藏军用行李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据推测肯定是被谁挖出去了。
回国以后，村冈为了解开这个谜，访问了有关人员。他的收获之一是位于北海道美幌的第41海军航空厂很可能与这个有关系。据住在美幌的海军真吾大尉透露说，隧道内埋藏着贵重的东西。而且，村冈从偶然在东京的不动产公司认识的道田进氏口中得知：“正在寻找停战以后，从台湾运到美幌后被藏起来的7件军用行李。”
对于绪山敦夫等人提供的这条线索，比较倾向认为头盖骨不在日本的春成秀尔认为“没什么可信度”。究竟真伪如何还需做进一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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