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

　　照说，文人应该是最不应该在乎自己排名的一群人了。理由很简单，语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分不出谁是第一来，那么斤斤计较自己名次排前排后岂不无理取闹———连个垫底的标准“第一”都没有，还争什么排名？不过，这也就理论上如此，实际上，文人争起排名来，那认真劲一点也不亚于武夫———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样的名，能不争么？

　　初唐时有所谓“初唐四杰”。这名目在当时就有了：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讲：“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杜甫也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中也写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算是众望所归了。可，其中的杨炯却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是他看不起排在他前头的小年轻王勃———什么东西嘛，居然排在我前面！他的原话是“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不过，这事情也怪，杨炯不高兴王勃排名在自己前面是因为王勃比自己年轻，而有人不高兴别人排在自己前面，却是因为别人比自己“老”，是“老作家”。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先生在主编《现代》杂志时，托叶灵凤向远在日本的大作家、大名士郭沫若约稿，要他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他是创造社元老。结果，他推辞再三，才答应写了一篇长文《离沪之前》，允许在现代书局印发单行本之前，在《现代》杂志上分三期连载。可，在发第一期时，因目录上把郭沫若的文章排在了周作人的一篇散文之后，叶灵凤见了，赶快告诉远在东京的郭沫若，郭沫若也不含糊，立即通过叶灵凤通知《现代》不要续载了，他这文章要马上出书。这下可使施蛰存为了难：这分三期连载的预告已经打出去了，他老人家突然反悔，怎么办？最后，也只好在已排印的当期杂志上附加一行小字，申明郭文因即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与此同时又求叶灵凤向郭解释，说目录上虽是先周后郭但正文却是先郭后周——也就是在实际内容上，《现代》还是把郭沫若排在周作人前面的。听了这么一番解释，大名士兼大才子郭沫若这才同意《现代》继续刊载。于是，施蛰存又只好在新一期杂志上再次声明：“本刊上期刊登郭沫若先生《离沪之前》，本拟不再续载，现承好多读者来函要求继续刊登，因此又在本期上出现了。”——原本是因为大作家在排名上闹别扭而造成杂志的二三其德，可在桌面上却成了编辑俯仰众意惟读者是从的良情美意。而且，因为有了这前车之鉴，施蛰存和《现代》另一个编辑杜衡深怕再有变故，不敢大意，便由两人联名给郭沫若去了一封“非常宛转、非常恭敬”的信——意思当然是恭维郭老才是当今文坛大老，其他人算个屁之类对方想听愿听的话。这么一番打理后，才又收到郭沫若的复信，这封信很有意思值得拜读——“杜衡施蛰存二先生：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郭沫若一月十日。”理由很奇特：所以不愿与周作人排在一块儿（不是排在他后面！）不是因为自己争名次闹意气，而是因为“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我要把我打倒偶像的志向贯穿始终！真是堂哉皇矣！然而，事实却是：当施蛰存求叶灵凤向郭解释，说目录上虽是先周后郭但正文却是先郭后周后，郭沫若又同意继续连载了。施蛰存在回忆这桩往事后，感慨道：“大作家不容易伺候呀！”

　　在论及严复与林纾争谁是翻译第一人时，钱钟书有评论曰“文人好保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为笑柄。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这或许就是我们看待文人争名次的最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