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位中国富豪正在受到一个吉林农民的“拷问”。据1月23日《华商晨报》报道，今年1月，刘福成未满周岁的女儿被确诊为永存动脉干，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为救女儿，他借钱53户，然而“6万多块钱几天的工夫就没了”。1月10日，刘福成开始拿起笔给一位中国富豪写了第一封求助信，由于没收到回信，他又给其他一些他听说过的富豪一一写起了求助信。

　　这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不在于看不起病以及得不到有效救济的现象。毕竟这已是见怪不怪了。当然也不在于当事者向富豪们写求助信的行为，因为这大抵也是穷极无奈的人们通常都会想到的救命稻草。因此若说新意，只在于公共媒体介入到刘福成这一求助过程中来，并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引领公众去关注富豪们的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是公共媒体借贫民之手对于富豪集团实施的一次公然的“逼宫”。

　　这是公共媒体对于规则的一次突破，或者就是一次越位之举、蹈险之举。尽管一直不乏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向富豪求助，但那毕竟是一种很私人化的行为，而且求助与救助本身，也都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因此媒体的介入很可能是对这种权利与自由的“粗暴干涉”，是对媒体权力的误用，假如这种做法一旦被大量复制，媒体也就将成为一种被义愤所把持的工具。同时，其所导致的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即使最后有人愿意施以援手，也似乎是屈服于媒体权力的被动结果，这就有违慈善的本意。

　　但尽管如此，我不难想象的是，媒体的此种蹈险之举并不会让太多的人反感。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很不发达，富人集团虽可拔一毛而利天下，却不肯为之，也就造成应由慈善参与的社会公平机制远未健全。这种现状不仅产生了“仇富”这样的社会心理，也导致对于富人社会责任感的呼吁一直都是公共舆论热点所在。如此种种，使得媒体的此番越位与蹈险变得“理直气壮”。

　　从那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着眼，我们都希望她得到救助，而在媒体的介入之下，这个结果似乎不言而喻。“能救一个是一个”，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忍心去质疑媒体的越位。但从媒体应有规程或公共权利的运用而言，这样的蹈险之举又实在不值得称道或鼓励。我为此感到一种更深的悲哀。这种悲哀已不独在于富人集团的社会责任意识、反哺社会的意识还很不充分，更在于整个社会救济机制的缺乏。

　　富豪的救助只是社会救济的一个层面，单纯依靠这一层面的发力，并不足以从根本纾缓整个社会对于救济力量的普遍需求。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救济机制，它应由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富人集团共同构建而成。

　　媒体对于富人集团的“逼宫”蹈险之举不能成为常态，但更重要的是，公民生存权利难以保障的事例不能成为常态。

　　杨耕身(湖南　媒体从业人员）

　　最近，数位中国富豪正在受到一个吉林农民的“拷问”。据1月23日《华商晨报》报道，今年1月，刘福成未满周岁的女儿被确诊为永存动脉干，一种随时可能死亡的病症。为救女儿，他借钱53户，然而“6万多块钱几天的工夫就没了”。1月10日，刘福成开始拿起笔给一位中国富豪写了第一封求助信，由于没收到回信，他又给其他一些他听说过的富豪一一写起了求助信。

　　这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不在于看不起病以及得不到有效救济的现象。毕竟这已是见怪不怪了。当然也不在于当事者向富豪们写求助信的行为，因为这大抵也是穷极无奈的人们通常都会想到的救命稻草。因此若说新意，只在于公共媒体介入到刘福成这一求助过程中来，并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引领公众去关注富豪们的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是公共媒体借贫民之手对于富豪集团实施的一次公然的“逼宫”。

　　这是公共媒体对于规则的一次突破，或者就是一次越位之举、蹈险之举。尽管一直不乏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向富豪求助，但那毕竟是一种很私人化的行为，而且求助与救助本身，也都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因此媒体的介入很可能是对这种权利与自由的“粗暴干涉”，是对媒体权力的误用，假如这种做法一旦被大量复制，媒体也就将成为一种被义愤所把持的工具。同时，其所导致的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即使最后有人愿意施以援手，也似乎是屈服于媒体权力的被动结果，这就有违慈善的本意。

　　但尽管如此，我不难想象的是，媒体的此种蹈险之举并不会让太多的人反感。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的慈善事业还很不发达，富人集团虽可拔一毛而利天下，却不肯为之，也就造成应由慈善参与的社会公平机制远未健全。这种现状不仅产生了“仇富”这样的社会心理，也导致对于富人社会责任感的呼吁一直都是公共舆论热点所在。如此种种，使得媒体的此番越位与蹈险变得“理直气壮”。

　　从那个未满周岁的婴儿着眼，我们都希望她得到救助，而在媒体的介入之下，这个结果似乎不言而喻。“能救一个是一个”，由此而言，我们似乎不忍心去质疑媒体的越位。但从媒体应有规程或公共权利的运用而言，这样的蹈险之举又实在不值得称道或鼓励。我为此感到一种更深的悲哀。这种悲哀已不独在于富人集团的社会责任意识、反哺社会的意识还很不充分，更在于整个社会救济机制的缺乏。

　　富豪的救助只是社会救济的一个层面，单纯依靠这一层面的发力，并不足以从根本纾缓整个社会对于救济力量的普遍需求。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救济机制，它应由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富人集团共同构建而成。

　　媒体对于富人集团的“逼宫”蹈险之举不能成为常态，但更重要的是，公民生存权利难以保障的事例不能成为常态。

　　杨耕身(湖南　媒体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