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春成秀尔在2005年12月27日出版的日本《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8页的《“北京人”化石的去向》，首次披露了日军方面搜索头盖骨的历史文件———1943年5月26日北京宪兵队提交给上海宪兵司令部的《关于“北京人”搜查状况的报告“通谍”》，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头盖骨下落之谜的研究。为这项牵涉中、日、美三国的跨世纪搜索行动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

　　“北京人”化石失踪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资料记载，1927年以后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相继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当时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北京协和医院，其中有5个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到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本抢走，协和医院的负责人决定将化石暂时送到美国。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该部队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巧合的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美国驻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的相关机构，“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调查报告的来历

　　春成秀尔，1942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现任位于千叶县佐仓市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长。根据春成秀尔介绍，这份资料是他1988年从他的老师渡边直经博士手中获得的。渡边博士在上面附有自己手写的“昭和18年，‘北京人’化石宪兵队调查书写，长谷部资料”（“写”意为抄本）的封面。春成手中的这份资料是复印件，而原件则是当年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将搜查“北京人”头盖骨的结果提交给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的报告的抄本，手写在16张200字的稿纸上，每张稿纸上都印有“长谷部用纸”的字样。据春成秀尔回忆，渡边博士告诉他，这是渡边1970年3月在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的名誉教授室里整理长谷部言人的资料时发现的，然后复印了下来，他认为这对今后的人类学史是一份贵重的资料，然后交给了春成秀尔。根据这个报告，春成秀尔的结论是：虽然日本军队的行动导致了化石下落不明，但是根据这个报告，“北京人”化石确实没有被运到日本。如果春成掌握的资料可信的话，这仅限于1943年5月26日之前的情况，此后的情况仍不得而知。

　　日军搜索头盖骨内情

　　开始搜索头盖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负责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是西村部队中的松桥保军医中尉。据称，松桥在魏敦瑞（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方共同主持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研究室里“多次看到他从保险柜中取出‘北京人’头盖骨和牙齿等物给别人展示的场面”。接管协和医院后，为了对“北京人”头盖骨“采取最妥善的措施”，“松桥闯入事先自己了解的B楼1层的解剖学教室，寻找中国地质学协会”的保险柜，但是“那个至宝已经无影无踪”。此后，松桥和日本宪兵队开始追究化石的下落。据宪兵队资料显示，宪兵队后来首先审问了被拘留的前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以及事务长鲍恩，两人声称对情况一概不知。在对前协和医学院病理学教授霍普利博士询问后得知，“北京人”的头盖骨收藏在医学院B楼南角的人类学研究所的保险柜内。由于霍顿的秘书报告说，神父特尔哈特和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曾经进过人类学研究所，所以宪兵队到东交民巷三条胡同的地质学研究所走访了神父特尔哈特，听取了以下的情况：即“北京人”头盖骨有6个，保存在人类学研究所的保险箱内。1941年春，魏敦瑞博士回美国的时候，对这些头盖骨进行了塑型，后把他们收藏在医学院的地下贮藏库内，时间大概在当年的秋天。

　　确认交给了美军

　　宪兵队又获知，将“北京人”头盖骨由研究所搬到地下室的是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小姐（匈牙利人）。息式白在日美开战前一直在鲍恩的事务室工作，开战后继续留在北京。宪兵队很快找到息式白，从她口中听到了以下情况：魏敦瑞回美国时，把头盖骨搬到医学院的地下贮藏库。后来，息式白与研究室作模型的技师胡承志（中国人）一起将“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装入各约一尺见方的木箱，在箱子上标上号码，然后将它们又装入长3尺，宽2尺，高1尺5寸的两个木箱中，并且将其他的150枚牙齿和骨化石若干一起装入。在掌握上述情况后，宪兵队再次对被拘押的鲍恩和霍顿进行了审讯，两人供认，由于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的传言越来越凶，霍顿请当时在北京的美海军陆战队队长阿什赫斯特上校与美国大使馆的巴特里克，交涉将“北京人”运送到美国的事宜，然后命令鲍恩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兵营。鲍恩接受命令后，单独雇佣苦力，从兵营的后门搬入，交给当天值班的将校。霍顿和鲍恩承认，当时是希望通过旧金山的托马斯库克运输店送到纽约市的中国医学会。

　　搜索走进死胡同

　　宪兵队还探知协和医学院妇科部长霍伊特克博士等人准备于1941年11月16日乘船撤离，于是向他们确认是否将“北京人”头盖骨带走，但是两人表示确实运到了美国兵营。随后，日宪兵队的永田中尉访问了日军“北京防卫司令部参谋部”，调查了1941年12月8日以来存留在美国兵营的物品的处理情况，但是未能判明究竟到了谁的手中。宪兵队随后又与天津防卫司令部田边少尉联系，了解日美开战以来在秦皇岛霍尔克姆兵营的物品的处理情况，获知驻扎在秦皇岛的日2909部队处置了食品，兵器、床等物资，其他由日2900部队经理勤务班处理，但是未打听到有关箱子的情况。由于其中美军的私人物品保管在天津百利洋行，得知消息后，宪兵队带领息式白一起前往天津，搜查了百利洋行内的私人物品，还是没能找到。

　　头盖骨被美国人调包？

　　回国前赶制模型

　　“如果说‘北京人’化石到哪里去了，我会毫不怀疑地说在美国。”曾于1973年发表《北京猿人》一书的松崎寿和认为，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魏敦瑞就在1941年4月将“北京人”头盖骨装到行李箱中带回了美国，他后来对“北京人”的研究是根据实物而非模型完成的。春成秀尔还注意到另一个日本人的证词。赤堀英三曾于1934年至1938年在北京从事了将近5年的研究活动，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中国猿人。1935年，赤堀英三首次看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素雅的巧克力颜色，已经完全被石灰成分置换，沉甸甸的”。1937年秋，赤堀英三偕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新城新藏访问了魏敦瑞的研究室。但魏敦瑞告诉他们，保险柜内的“北京人”头盖骨已经被石膏模型代替。“当时（魏敦瑞）制作了很多精巧的模型，即使被当做原物，也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赤堀英三说。日本学者质疑为什么魏敦瑞在1941年春天回美国之前让塑型师胡承志赶制头盖骨模型。

　　回国后只字不提

　　回到美国的魏敦瑞成为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利用从北京带回的“北京人”头盖骨的数据和所谓“模型”，写作了长篇论文，并在1943年发表。春成秀尔指出，魏敦瑞在著作绪言中对下落不明的“北京人”头盖骨没有任何提及。赤堀英三指出：“‘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事件，当时在纽约的魏敦瑞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战后他发表的各种著作中，从没有只言片语涉及这件事。可以说，这证明是否有原件对他来说并非问题。”日本政府的中央终战联络事务局在1946年3月26日提交给盟军总司令部的报告指出：“日本学者认为魏敦瑞博士把‘北京人’头盖骨带回本国去了，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推测保存在美国。”这里所说的日本学者就是长谷部言人。

　　头盖骨可能在北海道？

　　巨大隧道藏珍宝

　　日前，日本埋藏物调查事业团董事长绪山敦夫一行从关西的兵库县加古川市千里迢迢赶到东京，向记者提供了一条有关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在日本的线索。据绪山敦夫提供的线索介绍，在日本北海道网走郡美幌町，现在有一处陆上自卫队的基地。这里在战争时期曾经是海军的航空基地。在小山里开挖的数条巨大隧道，曾经设置有制造飞机的军需工厂、仓库、弹药库、司令部等设施，隧道现在已经被堵塞，但是据说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宝藏”。

　　谁挖走了头盖骨

　　1944年5月，一架日军16人座的客货两用军用机从北京飞往台湾高雄。据当事人回忆，飞机离开北京时，机内装有7个军用行李。日陆军航空中尉村冈治美当时是该飞机的“乘客”之一。在高雄机场着陆后，村冈开始关注到这些行李。于是问与他同机抵达的上司肥佐多少佐：“军用行李里有什么东西呢？”一连问了3遍，少佐终于说：“去寿山，然后把行李埋掉。行李里面是北京猿人和其他一些东西。绝对不要和别人说。”肥佐多少佐则不久在当地病死，村冈中尉被派往北婆罗洲。战后，村冈治美一直住在故乡佐贺县太良町。据资料透露，1949年，台湾当局突然派人来找他。由于种种原因，村冈当时没有能够前往台湾。但是，埋藏军用行李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据推测肯定是被谁挖走了。对于绪山敦夫等人提供的这条线索，春成秀尔认为“没什么可信度”。究竟真伪如何还需做进一步查证。

　　头盖骨丢失，日本责任最大

　　记：日军搜查报告的复印件您在1988年就已经拿到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发表有关研究结果呢？春成：我确实是在1988年的时候从渡边先生那里获得这份复印件的，但是由于从结论上来看仍然是搬到美国兵营里以后才失踪的，因此与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的调查结果相比，这个复印件并不能带来什么突破。这是我迄今为止没有介绍的最大理由。但是由于现在美国国内仍然有很多人猜测化石被运到了日本，所以我才决定结合我得到的一些资料进行一下介绍，然后发表了我的一些分析和推论。记：根据您的论文，能够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在美国学者手中的结论吗？春成：只有今后进一步慎重调查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资料，才能得出结论。即使化石以前在美国，但是现在的美国学者根本没有一人知道，因此也不能认为“在美国学者手中”。记：您在论文中说“‘北京人’化石的失踪是日中战争时期日美开战时发生的极其不幸的事件，研究人员都应该铭记当时日本方面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是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自虐”的观点，您怎么看待这一点。春成：关于这个事件，如果仔细分析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日本方面负有最大的责任。不仅我这么认为，而且是了解这个问题的所有日本人的看法。重要的是要承认历史的事实，并且努力理解事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