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一生著述丰厚，其《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广为流传，《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一个新兴的政权，一定会比旧政权具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可是，晋王朝例外。因为事实上政权到司马炎手中时，已传到第三代，犹如曹丕时已传到第二代一样，恰恰进入危险的瓶颈时期。

　　司马炎与曹丕同是花花公子，但曹丕有一个英雄父亲，在老爹的熏陶下，再加上自己已具有的文化人的纯洁气质，使他虽然堕落，尚可维持一个最低水准。而司马炎则彻头彻尾地是一个酒囊饭袋。老爹和老祖父的恐怖政策把士大夫或杀掉或驱入清谈，没有留下一个政治家或一个稍有才能的干部帮助他治理国家。

　　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取得尊荣。只有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他们跟司马炎属于同类人物，除了知道谋求自己享受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责任。宰相何曾，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从没有听到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孙儿辈恐怕逃不脱灾难。”

　　何曾总算有相当见解，他已警觉到危机，但他也不过仅只警觉到而已，他自己每天仅三餐饭就要一万钱，还嫌没有可吃的菜，无法下筷子。而一万钱在当时的购买力，足够一千人一个月的伙食，这是可怕的奢侈。所以事实上何曾也属于专谈“日常琐事”——醇酒和美女最有劲的一员。他不可能例外，如果他不腐败无耻，他就挤不进统治阶级的窄门。

　　至于皇帝司马炎，他皇宫中的姬妾多到一万余人，以致他每天发愁，不知道到谁那里睡觉才好，就乘坐羊车，任凭羊停在何处，他就宿在何处，聪明的姬妾因此把盐汁洒到竹叶上，引羊驻足。

　　更不幸的是，司马炎的嫡子，合法皇位继承人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听见青蛙叫声，他问：“它们为什么叫？为公？为私？”听见有人饿死，他大惊说：“为什么不吃肉？”公元290年，司马炎逝世，司马衷继位。庞大的帝国巨轮，由白痴皇帝掌舵，这个帝国的前途，用不着跟谁打赌，就可确定它的结局了。